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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My Little Airport 看音樂次文化抬頭

2015/1/2 — 6:05

圖:My Little Airport facebook

圖:My Little Airport facebook

【文:吳小風】

出道十年,依然故我,堅持自主,抗衡俗套。像My Little Airport這樣的樂隊,風靡兩岸三地,擁有大批年青樂迷,早該被主流收編了吧。但奇怪的是他們不但沒有被主流吸納,反而漸漸壯大,成為獨立音樂圈中,對抗主流樂壇的主要力量。位處大型唱片公司以外,獨立創作的音樂團體,常被界定為次文化的一種,在主導性的文化霸權控制下,為何會形成這種次文化音樂壯大的現象?

在次文化的研究裡,學者常用「霸權」(hegenomy)的概念去探討統治文化及次文化之間抗拒與對立的關係,而在這過程中,「霸權」往往須要透過對次級團體的認可贊同(consent)及協調(negotiate)來建立新的意識形態,以鞏固其領導地位。次文化強調抗拒(resistance),通常利用「拼湊」(bricolage)來建立其風格,以作抗衡主流的文化圖騰。在香港的音樂圈中,主流文化與次文化的相互結合與對抗,不同時代造就了不同的音樂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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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的香港,音樂文化最為強盛,影響着兩岸的音樂發展,當時的地下樂隊如雨後春筍般湧現,Beyond、太極、小島樂隊等等都由地下走到地上,鑒於單一媒體傳播的環境下,主流唱片公司手握音樂文化的生殺大權,地下樂隊要有知名度,要把自家的音樂推廣開去,必須得到主流唱片公司的認同,而唱片公司為了商業上的盈利,也要尋找新血及吸納更多不同類型的樂迷支持,縱使很多地下樂隊都演繹非情歌和另類音樂,但從地下走上地面的過程,無論樂隊或唱片公司都需要作出不同程度的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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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香港的樂隊已由「地下」(underground)轉為「獨立」(indie),媒體雜誌多用獨立樂隊一詞來形容那些主流樂壇以外的音樂組合。「獨立」一詞除了說明在創作、出版、發行等製作模式上完全自主之外,更有與主流相對的抗拒性,而「地下」之名的確帶有貶義成份,但一眾八十年代的樂隊,似乎也默認接受這身份,因為他們明白地下樂隊的唯一命運就是要走上地面,是一種向上流的階梯模式。

然而,現在的獨立樂隊摒棄了這種傳統模式,獨立音樂與主流樂壇再也不是從屬關係,音樂文化的光譜由上下縱向關係變成左右橫向發展,況且因為新媒體的出現,文化霸權依仗的傳播媒介也變得多元,音樂文化早就出現了範式轉移 (paradigm shift),在如此急劇變蕩的大環境下,削弱了固有文化霸權的操控性地位,音樂次文化的抬頭,漸漸敲裂了堅固的高牆。

近兩個月來,關於My Little Airport的新聞、訪問、博文多不勝數,除了因為他們推出了最新的大碟《適婚的年齡》,更大的原因是他們在一次又一次的社運抗爭中總是走到最前,無論是用歌曲表達還是身體力行,都形造了他們與社會政治不可分割的強烈風格。從早年唱着獨立音樂哀傷的<indie悲歌>,
「專業音樂人 不想音樂有indie之分 彷似些有錢人 從不理會貧窮的心
但我沒有怨恨 即使滿心傷痕 不管主流傳媒多黑暗」

探討消費主義的<悲傷的採購>,

「訂了一季 又到下季 為何人大了就要成為工作的奴隸 最愛作的不可發揮 我的感覺 逐漸流逝
從前曾話過要如何欣賞世界的美麗 現在只懂得放假去消費」

到大膽控訴高官的<瓜分林瑞麟三十萬薪金>、<Donald Tsang, please die>,

「瓜分 讓我們瓜分 林瑞麟每個月三十萬元的薪金……
這件事雖不能發生 但諗下亦開心 林瑞麟本身都應被瓜分」

「Donald Tsang, please die. 我地實上街 Donald Tsang, please die. When will you be fired?」

關於青少年問題的<牛頭角青年>,

「牛頭角都玩厭了 我們還可以去邊?全世界都有暴動的青年 但香港幾時先出現?」

再有新歌兼電影《金雞SSS》主題曲<美麗新香港>講身份認同,

「這世界只有一種鄉愁 是你不在身邊的時候 這香港已不是我的地頭 就當我在外地飄流」

當然不少得為雨傘運動而創作的<今夜到干諾道中一起瞓>,

「我將記得面前黑社會的佈陣 曾經一晚煙霧使我看你更真 還有龍和道站最前的女生 草地跑過的腳印」

還有幾年前MLA主腦阿P與Pixel Toy成員何山組成的「永遠懷念塔可夫斯基」寫了一首歌叫《灣仔差館奇遇記》,講述傳媒的扭曲與警察執法的不公,現在再聽依然切合時弊。

「警察掃黃可接受手淫 微型音樂會卻是罪行 簡化報導傳媒有什麼責任
半裸派對就萬萬不能 警察卻有權全裸搜身 傳媒警方聯手讓音樂不能發生」

詞句有時辛辣直接,有時搞怪抵死,不轉彎抹角,很本土很在地,常常帶有對主流的抗拒性,這種戲謔風格已是顛覆傳統權威的一種方式。大眾對獨立音樂的理解認知裡,辛辣的歌詞,應該是配上噪吵及高能量宣洩見稱的重型搖滾樂,但MLA卻用上簡單輕鬆曲風,還記得幾年前因畢業論文跟阿P做了個訪問,他認為一些社會性強的歌,用民歌、慢歌的方式更易於表達。

在今年的Clockenflap音樂節,MLA演出的那晚,金鐘的抗爭者圍攻政府總部,MLA在對岸以一首<請不要在深水埗賣旗>和應,「梁振英,屌你!」樂迷一聲聲的呼喊着。有人批評獨立音樂要出名就必須要出位,要出位就需要製造soundbite,其實這些所謂soundbite只是坦白心聲而已,當某些人不能宣諸於口又或者保守地站在傳統角度,這些soundbite便成了他們的眼中刺、耳中盯。

一直以來,樂隊加入主流唱片公司或被主流公司收編都是常態,但MLA似乎更重視獨立身份的自主性,更何況在現今主流媒體自我閹割的年頭,連歌手講一些關於時事的評論都要被滅聲,可見其歌曲創作自主性便更為淒楚,我亦相信主流音樂公司就算把MLA收編,要求他們保留樂曲風格,撇去惹火文詞,這樣失去本來面目的一隊MLA,終必失去樂迷的擁戴,也不會變成主流公司的金蛋。

MLA的音樂會由Hidden Agenda、蒲吧到九展,最近一次的十週年音樂會更是一票難求,加場再加場,新碟在itunes的銷量更一度超越Taylor Swift成為Top Album,很難想像一隊獨立樂隊會有如此佳績。MLA的成功不只是因為他們的音樂得到聽眾共鳴,更大的原因是本港主流樂壇的萎縮,傳播渠道多樣化,香港年青一代也厭倦了舊有的曲詞風格,渴望有新的沖擊,而着重依賴主流媒體宣傳而生存的音樂霸權,它的文化操控性已不復當年,從而使到主流唱片公司與傳統媒體所建立的音樂文化霸權開始倒下,統治文化與次文化之間的協調功能也失效。這一連串的內外因素所引發的,不是一種風格取代另一種風格,或A文化取代B文化的改變,而是真正的由製作模式,到歌曲內容,至表演發行,都有着根本性的轉變,是實實在在的音樂革命。像我這樣的八九十後,聽着K歌長大,但無可置疑地我們已是最後的K歌世代。

近幾年來,寫My Little Airport的媒體及文章一篇接一篇,落筆前我也擔心會否對他們過份吹捧,怕捧得愈高跌得愈傷,但我更怕更多的獨立樂隊或歌手為了知名度及商業利益而自閹。其實保持獨立除了維護自主,還能衍生音樂的多樣性,更能贏取樂迷聽眾的尊重,我相信音樂次文化的抬頭,不是要成為另一個文化霸權,因為獨立所講求的不是稱霸,堅持獨立能夠戳破高牆,令音樂再沒有主次之分。

 

作者簡介:沉迷菲林攝影,祟拜獨立音樂,吹水多於實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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