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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選,怎樣說 評《2013 香港詩選》

2016/1/5 — 10:21

香港獨立出版的詩選不多。陳智德於 2003 年曾出版《三、四十年代香港詩選》,去年則有鄭政恆主編《五十年代香港詩選》。還有一本叫《香港名家近體詩選》 (2006),由何文匯發起,聯同數位學者合力編纂,稱為「第一本全面整理近百年來香港詩家的詩集」。除此以外,就是黎漢傑出版的《2011 香港詩選》與及《2012 香港詩選》。

受黎漢傑之邀,本文談此輯年編詩選的最新回:《2013 香港詩選》。

去年《五十年代香港詩選》出版後,馬世豪曾撰有《從選詩觀的角度談談《五0年代香港詩選》》一文評論。文中提到,「文學選本是表現某種文學觀的載體,引領讀者了解文學歷史的其中一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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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個面向」。這句話說得恰到好處。

不只是詩選,任何文學選本皆要面對一種矛盾。一方面它無可避免地會像鏡子那樣,倒映文學歷史的一面,無論作者抱主觀還是客觀心態、喜歡或不喜歡、無心或有意、期望或抗拒,它也必然在建立一種論述,其受眾──此時或今後──必然會視之為文學歷史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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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選本也就只能呈現僅僅一面而已──即它無論怎樣力求做到客觀、選輯有理有據,它必然是源於編者的觀點。沒有事實,只有詮釋。文學選本也只能是文學史某一面的詮釋。

因此對於文學選本,我關注的問題是,編撰者如何面對上述矛盾。與其替那些有幸獲選中的篇章而高興,不如想想那些落選的吧──當編者有權決定哪件作品落選,不被編入某年詩選,他如何使用這把屠刀?

陳智德在《三、四十年代香港詩選》中,就有在導言提及一些考量點。比如說,如何處理「香港詩」定義的問題:

「三、四十年代的香港詩人流動性高,他們當中有部份土生土長,部份由外地居港工作然後北返,亦有部份屬過境停留,其中絕大多數不會標榜自己是香港詩人,因此『香港詩人』的身份不易界定。本書採取較寬鬆的做法,主要視乎該作者居港時間、在港發表作品數量、作品的香港背景特色、與香港新詩發展的密切性等的『香港新詩』的因素。…」

2013 年的香港,固然與三、四十年代不同,可是今日對「香港」身分的定義問題,卻有了政治上的另一種模糊。這種模糊黎漢傑又如何梳理?選擇準則到底為何?黎漢傑為選本寫了一篇序言,名為《灰色的抒情》,可惜文中沒有提及。

沒有提,只好直接問。問黎漢傑關於編撰準則的問題。他坦言,選編有各種考慮,比如起初一兩年(《2011 香港詩選》及《2012 香港詩選》),他會較傾向選取具有經典地位的詩人,以令選集可以反映香港詩藝。及至 2013 版,與現在正編的 2014 版,他則會把更多機會留給年青但未受足夠文學媒體關注的詩人,「畢竟這本選集也是一種文化資本。」除了扶植新進外,反映詩壇整體面貌也是其考慮點之一。如 2014 年,他說有感香港政治爭議較多,談政治的詩作亦因有所增長,是故入選數目亦有所增加。

黎漢傑在編詩時還有個人口味考慮。「我自己可能不會選特別長的。為甚麼呢?因為寫詩都是想捕捉剎那的感覺。不是說長詩不好,閱讀口味也沒有高下之分,但我以為短詩更適合閱讀。」

那又為何不把自己的選詩準則,寫進書內?黎漢傑則說,「一來我自己未必意識到選取準則。就算口講是一套,實際操作可能又是另一回事;二來無論你怎樣選,都會有人不滿意或者有批評。所謂交代清楚選詩方法,其實很多時候都只為向這些人解釋。但我覺得解釋是不須要的,只要選得合你胃口就OK。如果你覺得不好看,怎講選取標準都沒用。所以與其講選取標準,不如談詩。」

「你覺得好看就來看,不好看就不要來看」是古往今來,藝術家常用的經典說法。姑勿論藝術家這樣說是否合適,作為詩選編輯,我有點擔憂這種態度選詩會帶來怎樣的問題。如上所述,詩選一定有其影響力。若僅抱著「不喜勿入」的心態面對這種影響力,會否有點不負責任呢?更大問題是,很不幸地,香港 2013 年的詩選就只有這麼一本。倘若香港詩界是興旺的,每年有上十本詩選出爐,編輯還可聲稱,「唔鐘意咪睇其他」。可是偏偏,當嘗試去選 2013 年詩作的就只有你一人,那詮釋文學史的重壓就只能壓在你一個人身上。不喜勿入,就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再入。因此作為編輯,在此情況下,不嚴謹處之,不行。

可是詩,還是要選的。後現代批評理論弄常會誤墮虛無主義領域。也就是說,當一個人意識到自己無論說甚麼都無法做到「足夠的客觀」,有時會選擇甚麼也不做。雖然這種方法可以避開處理自身話語權的問題,但同時也迴避了自己作為現世之一員,為社會紀錄歷史的責任。詩選,終究是有的好,但面對話語權的矛盾,編輯該如何處理?我認為還是明明白白,在詩選中點出自己的假設與限制為佳。此舉非為辯護或者爭論,而是開誠布公,豐富、清晰讀者的閱讀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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