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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金庸

2018/11/1 — 18:57

金庸

金庸

自己曾經也算是金庸迷,小時候躲在被窩裡,用電筒看金庸小說,家母溫柔地勸我道:「阿仔,瞓覺喇,聽日再睇啦。」

我其實至今沒有把所有金庸的小說看完,最初是先看《連誠訣》,然後就讀《射鵰英雄傳》,無法再讀短篇,專攻他的長篇小說(指的是天、射、鹿、笑、神、倚這六套),部份更是反複去讀。(通常這樣一說,有人就會答:「其實《書劍》也挺好看。」)

記得那時不單讀金庸的小說,還會因為手癮發作,去找任何與金庸相關的作品來看,例如台灣山寨版的《鹿鼎記》,記得書中說韋小寶長大了後改名韋大寶,甚是滑稽。還有《笑傲江湖》的電腦遊戲,一打開時就有個極有氣派的動畫,旁白說道:「貴派劉正風與魔道中人勾結,莫大先生,你說該當如何處置。(莫大先生說)該死~~~(劍聲,莫大先生把告狀者斬死)!」(那時是要有 Cirrus Logic 的影像卡及 Sound Blaster 的音效卡才能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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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也找來不少金學的評論,最喜歡的是吳靄儀的《金庸小說中的男子》、《金庸小說中的女子》、《金庸小說中的情》、《金庸小說看人生》。寫得最差的,則是倪匡的《我看金庸小說》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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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九十年代,《明報月刊》曾經有一期有多篇文章探討為何金庸小說不能拿諾貝爾文學獎,大多認為是因為沒有好的英文翻譯。當時身為金庸迷的我,聽到這種解釋及說法,不加思索,全盤認同。

倒是來到西藏之後,才開始明白,金庸之所以不能得到諾貝爾文學獎,是因為大中華式的武俠小說,本來就有點文化及民族的沙文主義,甚至是推崇極端及不合理的愛國及民族思想。

站在華人的角度,對不少橋段,大概覺得理所當然,但以金庸小說中所描繪的外族角度去看,那種對其他團體或族群滲透著的惡意,細思極恐。

金庸筆下的藏傳佛教人物,總是與妖魔扯上關係。西藏喇嘛都成了戲謔對象,這種負面影響,或多或少,至今未止。

《射鵰英雄傳》的靈智上人是西藏密宗高手,卻幫助金人殘害忠良,忠良當然也是大宋豪傑。剛出場不久,就用毒砂掌暗襲全真教的王處一,而及後又不自量力,挑戰歐陽鋒失敗反遭制服,被歐陽鋒及周伯通當作人球投擲嬉戲,是小家子氣的小丑人物。

《天龍八部》的大反派鳩摩智看似溫文友善,實質心胸險惡,為求目的,不擇手段,奸險暗算。跌落枯井,又因走火入魔,內功被段譽吸乾,毅然折返吐蕃,潛心學佛,才成佛教大師。

《神鵰俠侶》蒙古國師金輪法王(新修版則改稱為金輪國師),武功超卓,在金庸筆下,描寫成小家子氣人物,被郭靖的降龍十八掌打退後,心有不甘,捉了郭芙作人質。最終敗於楊過和小龍女的玉女素心劍法,狼狽退場,郭芙得救。但金輪法王有鋪誘拐郭家女兒的癮頭,之後用計誘拐郭襄,本來用以要脅郭靖,但郭襄天資聰穎,人見人愛,深深打動法王之心。

金輪法王改邪歸正的橋段因郭襄而起,先是要收郭襄為徒,後來蒙古大軍圍攻襄陽,金輪法王本來要脅郭襄以震敵,但在郭襄遇險時又人性發作,用上龍象般若功來擊開火柱,當場斃命。

新修版的《神鵰俠侶》這樣描寫:「郭襄死裏逃生,撲過去扶起軟癱在地的國師,只叫:『師父,師父!』國師緩緩睜眼說道:『好,好,我終於救了你……』話沒說完,一口鮮血噴在郭襄胸口……金輪國師不住噴血,眼望郭襄,微微含笑,瞑目而死。郭襄扶在國師身上,又感又悲,哭叫:『師父,師父!』」

「楊過見金輪國師捨命相救郭襄,對他好生相敬,向他遺體躬身行禮。黃蓉見愛女終於死裏逃生,不禁喜極而泣,心裏對楊過和金輪國師的感激當真難以言宣,忙將女兒拉起,緊緊摟住。郭靖、黃藥師、一燈大師、耶律齊等也均對金輪國師的義舉大為欽敬。」

金庸把金輪法王之死,寫得極為感人,但細心一想,其實就是以大宋為中心的狹義博愛主義,只能放諸於極為狹隘的政時空間,才能生效。如果說郭襄的命是金輪法王捨身救回來,那麼蒙古國師的心靈救贖,就是來自漢人皇朝的南宋郭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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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後來大概也察覺到小說中的民族沙文主義過盛,於是不單為金輪法王洗白,也嘗試為自己洗白。在新修版裡,金輪法王改為金輪國師,也淡化其西藏背景,我猜是因為金庸晚年潛心學佛,覺得把「法王」定性為反派,總有點不敬,於是在新版就稱之為「國師」來避嫌。

在其新修版的前言裡,金庸有段自白:

「我(金庸)初期所寫的小說,漢人皇朝的正統觀念很強。到了後期,中華民族各族一視同仁的觀念成為基調,那是我的歷史觀比較有了些進步之故。這在《天龍八部》、《白馬嘯西風》、《鹿鼎記》中特別明顯。韋小寶的父親可能是漢、滿、蒙、回、藏任何一族之人。即使在第一部小說《書劍恩仇錄》中,主角陳家洛後來也對回教增加了認識和好感。每一個種族、每一門宗教、某一項職業中都有好人壞人。有壞的皇帝,也有好皇帝;有很壞的大官,也有真正愛護百姓的好官。書中漢人、滿人、契丹人、蒙古人、西藏人……都有好人壞人。和尚、道士、喇嘛、書生、武士之中,也有各種各樣的個性和品格。有些讀者喜歡把人一分為二,好壞分明,同時由個體推論到整個群體,那決不是作者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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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回在現實中的西藏,改編金庸的電視劇,在拉薩的街頭也曾經極為流行。我的西藏朋友說,那時家中沒有電視,他們會走到茶館,去看《射鵰英雄傳》。甚至到了現在,很多人說起香港藝人黃日華,也會稱他為郭靖。

不過與藏人朋友談起金庸,不少人對當中妖魔化西藏的情節都感不悅。藏人作家唯色說:「金庸小說寫藏僧妖魔化,當然很反感,以至於不愛看他的小說了,這是我的看法。金庸小說很流行,也拍影視多,實際上助長了妖魔化藏傳佛教和僧侶的風氣。」

金庸當年動筆的時候,也許對民族及宗教的敏感界線沒加細想,只是一位有國學底蘊的文人,總得找一些人物來做反派對象。如果他寫作時有所顧忌,大概就不會有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作品,也不會有我最愛讀的《笑傲江湖》,在書中也不會有映射男生女相毛澤東的橋段。但如果有人問我為何金庸拿不到諾貝爾文學獎,我就會說,正正因為那種有意無意的文化及民族沙文主義,其作品縱然如何膾炙人口,總帶一絲狹窄的局限。

只是,現在要再找一位文人,能夠跨越那麼多華人圈中的年齡、邊疆以及政治界限,已經越來越少了。

(文章寫於 2018 年 10 月 30 日,金庸先生逝世後一日。以前讀過一篇訪問,記者問他怎樣看待批評。他大概答道,你的作品有這麼多人喜歡,那麼有人批評,又有何奇怪。金庸肯定是其中一位影響我最深的文化人,不過在悼念金庸的文章裡,當然也沒必要一味崇仰欽佩了。)

小時候用零用錢,買了一套金庸小說。非常愛書,所以既包膠,又釘裝,過了多年,除了有些發黃,書頁完整無缺。

後來搬家,仔細整理及收拾雜物,才發覺書架上不少書籍,多年閒置於房間,十年,廿年,部份更是記不起上次翻閱的年份。好不容易把書送到新屋,才發覺太過勞累,且也沒多大意思。當初為甚麼一直保留這麼多書?

大概是想將來有機會重看之時,即能隨手一翻,輕鬆細閱。只是書那麼多,既不是所有書都會再讀,縱然想重溫,也未必有時間,而且翻閱之時,用上電子書或到圖書館借閱,也不算困難。無時無刻留著一大堆身外物,反而變成負累。

從搬家那年起,我就開始清理書櫃。我的清書標準很簡單,就是只保留數月至一年之內會讀,又或是較難在圖書館借閱的書籍,其他則儘量散出去。自己買新書時,特別審慎,讀過之後,也會漂出。

最不捨得的,倒不是旅行時收下的圖書,而是中學時期儲錢買的金庸小說。記得那時跟中學好友經常流連觀塘裕民坊的書店,買下金庸全集,現在裕民坊拆破重建,好友也已感情轉淡,書頁還是寫著年份,書脊上有自行加固的釘子,外面還要包著玻璃膠。曾經珍而重之,最後還是選擇放下。

當時思索良久,才捨得把這兩套書在網上公開送出。所謂書贈有緣人,故物慶新生,當時的有緣人分別是 Maverick Au 及 Phyllis Kitk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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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篇文章還不能滿足你的閱讀慾望,那麼現在是好時候了,《西藏西人西事》(白卷出版社,2018 年 5 月出版),已經加印第二版,並且在旺角序言書室、誠品書店及香港各大書屋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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