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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是黑暗的入口

2016/5/15 — 11:05

在早已成為歷史名詞以及政治概念的巨大浩劫當中,一個人所承受過的一切,其重幾何?如今看來,輕如鴻毛。比方說近代中國史上那數不完的苦難,似乎只要加上「民族」二字,變成「民族苦難」之後,它就能夠被人順理成章地推導出一個「輝煌」的終局。於是苦難便有了正面的價值,是今日輝煌的前奏,甚至是還為了達到當下「盛世」在邏輯上的必經之道。難怪現在有那麼多人要重估歷史浩劫的價值,試圖找出它的好處,說明它其實根本不是什麼浩劫,反而是推動歷史前進的關鍵環節。至於那些大家都略有所知的個體的經歷和故事,就算不是活該受刑的人的狡猾自辯,也都只不過是民族為了邁向光明未來所必須付出的代價罷了,重提的意義不大。

相比起中國人這種非常理性、務實、正能量的態度,猶太人對於大屠殺的記憶未免就顯得太過執着了。他們念念不忘地把它寫成書,一本接一本地寫;拍成電影,一部接着一部地拍,直到全世界都把「浩劫」(希伯來文的『Shoah』)當成詞義特定的專有名詞,在「屠殺」和「納粹大屠殺」之間畫上了等號,他們仍然不會放過任何機會去提醒自己和世界,做為個體,那幾百萬人裏頭的每一個人究竟經歷了什麼。

這樣的故事之所以必要,就在於集體化之後的記憶總是會被我們簡化為一個名詞和概念,一堆數字,一些黑白分明的印象。難道不是嗎?一說「屠殺」,我們想到的就是生和死,殺與被殺,於是苦難就只是死者的事,而倖存者則歸屬在幸運的活人那一邊。反正活下來了,逃過一場大難,又還有什麼好再說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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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作家奧茲(Amos Oz)的半自傳作品《愛與黑暗的故事》,是一個活人也有些關於死亡的事要說的典範,它是一個個體對於「浩劫」的補充,作用是讓我們了解屠殺遠遠不只是個一般概念那麼單純。

在他寫給中文讀者的序言裏頭,有這麼一段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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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親可以讀十六種語言,講十一種語言,我母親講四到五種語言,但他們非常嚴格,只教我希伯來語。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他們不想讓我懂任何歐洲語言,也許他們害怕,即使我只懂一門歐洲語言,一旦長大成人,歐洲致命的吸引力就會誘惑我,使我如中花衣魔笛手的魔法前往歐洲,在那裏遭歐洲人殺害」。

他還記得,有一次他的母親大意,不小心用了希伯來語和他的父親提起俄羅斯文學,甚至引述杜斯妥也夫斯基。他的父親忍不住發火,斥責她道:「你在做什麼?難道你沒看見孩子就在這裏嗎」?並非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句子兒童不宜,而是因為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文學就是「歐洲的誘惑」,未成熟的猶太小孩不能輕易暴露在這致命的誘惑之前。

「我父母和我全部家人都是歐洲人,他們是熱誠的親歐人士,可以使用多種語言,倡導歐洲文化和遺產,推崇歐洲風光、歐洲藝術、文學和音樂」。誠然,像奧茲這一輩的以色列人,以及他父母那一代的知識份子,在成為以色列人之前,其實全部都是歐洲人。就和斯賓諾沙、馬克思、佛洛伊德、馬勒、夏加爾、曼雷,以至於愛因斯坦他們一樣,他們不是嚮慕歐洲文化的異邦人,而是歐洲文化的締造者,締造了我們今天知道的歐洲。他們在歐洲住了一、兩千年,歷代祖先的墳墓也全在歐洲。但是這個養育他們,令他們自豪,同時也因為他們而添上幾許榮光的家,到了最後卻變成一具巨大的捕鼠陷阱;越是愛它,你就越危險。

奧茲的伯伯大衛沒有跟隨家人出走,留在了立陶宛的首都維爾納,「作為比較文學教授,歐洲文學對他來說是一個精神家園。他未曾意識到,為什麼應該離開自己的居住國移居到西亞,一個奇異生疏之地,以便讓愚昧的反猶主義和心胸狹隘的民族主義暴徒心火怒放。因此他堅守崗位,揮動進步、文化、藝術和未開拓領域的精神旗幟,……大衛伯伯把自己當作時代的產物,一位卓爾不群、自如運用多種文化多種語言,富於啟迪的歐洲人,一位明白無誤的現代人。他蔑視偏見和民族仇恨,他決意永不向缺乏文化素養的民族主義者、沙文主義者、蠱惑民心的政客和愚昧無知的偏見所左右的反猶主義者屈服」。

那愚昧的仇恨其來有自,並非希特勒的崛起造就了它,而是它造就了希特勒的崛起。例如波蘭,在這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死了最多猶太人的土地上,奧茲的母親和她的兄弟姐妹從小就得學懂和其他歐洲人打交道:「千百萬遍向每個猶太孩子腦海裏灌輸,對他們要行為規範,彬彬有禮,即使他們舉止粗魯、醉醺醺的,在任何情況下也不要冒犯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和非猶太人爭論,喋喋不休,不能惹他們發火,不能高昂着頭,和他們講話時語氣要輕,面帶微笑,這樣他們就不會嫌我們亂了,總是要用準確典雅的波蘭語和他們講話,這樣他們就不會說我們污損了他們的語言,但是千萬別把波蘭語講得太艱深,這樣他們就不會覺得我們懷有提高地位的野心,……」。

即便活得如此羞辱,但大部份猶太人直到最後也還是弄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有離開的必要。就算他們不是大衛伯伯那種高級知識份子,下定決心要以歐洲的啟蒙精神去對抗那啟蒙所生下來的怪物,做偉大歐洲傳統的真正守門人,至少他們曉得這是他們的家,他們熟悉這片土地上的一草一木。比方說羅夫諾城外的索森基森林,「人們在天氣晴好的日子喜歡到那座森林旅行,玩捉迷藏,圍坐在篝火旁邊唱歌,在星光閃閃的夜空下,在小溪兩旁,躺在睡袋裏睡覺──在那裏,就在粗大的樹枝、飛鳥、蘑菇、茶藨子和草莓中間」。於是1943年,就在這片森林裏面,「德國人在一個個大坑邊上射擊屠殺,兩天內大概有兩萬五千人喪生。我媽媽的所有同學幾乎都消失了。」

奧茲生在耶路撒冷,儘管他的歐洲人父母小心翼翼地試着切斷他和歐洲的連繫,但家中某些角落總會不經意地流露出歐洲的陰影,比方說一封來自維爾納的信,信裏頭說到了大衛伯伯的兒子,奧茲從來沒有見過的堂哥:「1939年2月10日:第一個夜晚,丹尼愛拉從晚上九點睡到早上六點。他夜裏睡覺沒有問題。白天,他睜着眼睛躺在那裏,胳膊和腿的姿勢不變。他有時候會叫……」。

因此,歐洲人的後裔奧茲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懂得了歐洲究竟是怎麼回事。那是個很乾淨很純潔的地方,因為他幾乎整個家族的消亡。又由於歐洲純淨了,便有了現在的以色列和奧茲。歐洲就像是聖經裏頭的亞伯拉罕,全心全意地準備祭獻自己的兒子,只不過這一回沒有天使下來制止。所謂「大屠殺」,無非就是一個個兒子的死亡總合,例如丹尼愛拉,奧茲的堂哥:「小丹尼愛拉.克勞斯納不會活到三歲。很快他們就會來把他殺死,以免歐洲遭到他的破壞」。

(災難的最小單位之一)

原刊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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