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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島嶼寫作》沙龍:蟬蛻化蝶的夏港

2019/8/29 — 21:14

作者網誌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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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此文為《我們在島嶼寫作》系列沙龍,第一期「為自由所承受的代價,意義何在?」彭捷講者之演講內容(經過作者後期整理和修改)。

首先感謝主辦單位 Matters 邀請我參與這場對談。當初看到對談裡有周保松和譚蕙芸,心想自己只是個寂寂無名的小子,書寫也不特別出眾,不解 Matters 為何邀請我;後來我注意到這個系列沙龍叫做《我們在島嶼寫作》,想至文學愛好者必愛的《他們在島嶼寫作》。這部系列影片紀錄了一眾文學大師在「他們」島嶼寫作;然而,寫作者並不一定要是大師,只要有心,「我們」也可以在自己的島嶼上寫作,為「我們」的島嶼寫作。或許我也能像其他書寫者一樣,寫今夏香港的運動,寫港人如何蟬蛻化蝶,追求自由,故決定參與這次對談分享自己的看法。

今次對談裡,我希望自己並非解答問題,而是嘗試拋出更多問題,讓更多人用書寫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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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從來不易,我希冀這場運動裡任何一位寫作者都能獲得同等注視,即使只是奢想。

書寫還是前線,That Is The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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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與參與,表面上是契合,也可能是衝突。每個參與者都想為這場運動付出貢獻,我也不例外,總想著怎樣能付出最多。然而,這卻為我帶來了難題:為何我要選擇書寫,而不站在前線幫手?就像現在深水埗有示威活動,可能有人正在搬運鐵馬、有人正與警察對峙、有人正承受催淚彈威脅,為什麼我仍然在這裡對談,而不前去幫手?這兩個月來,同樣的問題一直困擾著我。每次我待在家中寫作時,都會反省自己的選擇是否迂腐、怯懦。

誠然,這場運動可以有很多不同參與方式,書寫絕非沒有貢獻,只是我仍然會拷問自己,怎樣的選擇才能發揮最大貢獻。不幸的是,直至現時為止我仍未想通,所以「很貪心」地什麼崗位都做,由發夢最前、到後援、後台報道、文宣、評論,所有事情都包攬上身,所以忙到亂七八糟。

你可能待會完場回家開直播見到我身在現場戴著「豬嘴」— 當然,我不希望你認得我(笑)。

書寫正起著革命,我們是否意識到和有充分準備?

寫作者往往相信文字的魔力,因為它盛載著思想和情感,它最能激化人心。孫中山棄醫從文,就是認為文字能拯救到更多人。然而,書寫在我眼中卻沒有那麼神聖;相反,我對它充滿懷疑。

在這場運動裡,我重新思考很多了書寫價值的問題。譬如書寫究竟具有多少形式和形態?例如 telegram 裡有很多 channel 和 group 幾乎每秒都在發放信息,這些人是否在書寫?他們和我們一般的所謂「書寫」有什麼不同?如果他們是在書寫,那又屬於什麼形式的書寫?我們應否重視這些書寫?如果把這些文字放在歷史學的脈絡裡,也許會被視為理解這場運動的「一手的原始資料」,但它在「現在」卻發揮著超乎想像的作用,我們應該怎麼看待這些文字書寫?

另外,在這個信息高度圖像化的時代,大家都喜歡看圖片及影片,就連運動文宣發出的信息載體都是以圖片為主,書寫的價值又剩下什麼?若然直播影片能仔細紀實地紀錄現場情況,那麼文字紀錄的意義是什麼?文字應否被縮窄地理解為純粹是圖片或影片的信息輔助,而不再是信息主體本身?若然書寫代表著呈現真相,那麼在「有圖有片有真相」的框架底下,無圖無片的文字是否又代表沒有真相,或至少是缺乏了「真相」的一部分?

這些都是我仍在思考的問題,沒有確切答案。我希望有人注視到這些問題,因為這些問題表面看起來很易拆解,實際上卻是這新信息革命時代每個寫作者都需要自我詰問的問題,即使把問題放諸在運動外,同樣值得深思。

書寫正在起著革命的變化,但我們仍然在黑暗中摸索它新的位置,甚至沒意識到它的搬移演化,更別說要把握它用作尋找真相或批判的武器

不做「冷氣軍師」— 評論寫作的一場鍛鍊

這場運動,寫作可以有很多形式。有人寫訪問,有人寫紀錄,我則主要寫評論和策略建議。有趣的是,這個書寫位置總會受到不少參與者的質疑:你憑什麼寫評論和策略建議?你去過現場嗎?你瞭解參與者的想法,他們將會做什麼嗎?若然你對此一無所知,有什麼資格撰寫評論?

這就是所謂「冷氣軍師」的批評,即指責有些「和理非」總愛坐在家中涼著冷氣指點江山,實質是紙上談兵,對運動毫無益處。在回應這個質疑前,我想先破除一個迷思。很多人常常把「勇武=前線」、「和理非=後面」,然後再二分「和理非/勇武」對立;但事實是,在現場站在前線的未必是勇武之士,做後援也未必是「和理非」,抗爭方式和位置在這場運動裡是相當流動的——某些日子在前線,某些日子在「後面」(後援、後台),其實是不少人的抗爭常態,我相信真正去過多次發夢現場同時又瞭解周遭情況的人定必同意我這個說法。所以,書寫者也可以是一名勇武之士,「一兼多職」(笑)。

摒除這個迷思後,其實我也同意不熟悉現場情況,未必能寫出有用的建議和對切的評論,譬如若然我從來沒有站在現場,便無法理解為何有人會燃燒物件,他們當時的想法是什麼,那我又怎能就相關事件寫出恰當的評論?我也常常質疑自己會否誤判,寫出來的建議和思考方向會否對運動有害無益。為了減低自己寫出「垃圾」,我會要求自己盡量站在前線,瞭解真實的環境是什麼回事,參與者正在思考什麼,不讓自己做「冷氣軍師」。

另一個減少誤判的方法是閱讀更多的社會學和歷史研究,例如 20 世紀出現過很多威權社會抗爭的歷史事件,其中有很多精彩研究。在這場運動裡我一直都在閱讀,這些文獻令我認識了很多有用知識,亦給予我充分心理準備,例如如今運動的發展走向、警察的打壓方式、媒體的傳播和大眾的心理轉向,都可以從這些文獻中找到脈絡和因由;因此,當發生了一些旁人眼中看起來「突如其來」或「匪夷所思」的事態發展,對我來說並不會特別驚訝。知識和思考真的很重要。當然,這只是我的方法,不代表所有評論者都要像我一樣。我只是想對自己寫的東西負責。

這場運動裡,我既是書寫者,也是閱讀者;也許寫作者就注定在這兩者身份中不斷遊走。

我為何書寫?一個庸俗和不庸俗的答案

為何要書寫?這問題對於一些人來說,可能真的很需要一個特別具體的答案;但對我來說,書寫屬於日常。書寫很重要,但我也不會把它過度放大,例如我一直不會把書寫視為只有「(職業)作家」才能做的事情,就像今場運動裡,連登和 telegram 裡所有討論、留言、評論、文宣、短訊,這些對我來說無疑都是書寫。

我之所以書寫,很多時純粹是出於條件反射,有種「不得不寫」的本能衝動。當我看到某些文獻,思考到一些東西,我就會忍不住把它們寫出來,分享給大家。這是一種不透過書寫就會憋悶的狀態,絕對神經質。不過從非常現實的層面來說,我也必須書寫,因為我現在是全職作家,不寫作就沒有錢。相當庸俗的答案(笑)。

若然不說那麼庸俗的答案,我希望自己能透過書寫傳遞公民社會的思想及文化。第二,將自己所學的知識分享給大家,希望為這場運動盡點綿力;第三,我是讀哲學出身,我特別關注政治哲學和倫理問題。這場運動的正當性問題一直纏繞著我,例如運動裡的暴力、示威者拒捕及不願承擔法律責任的訴求,這兩個元素都徹底顛覆了雨傘運動時「公民抗命」的理論框架,如何再論證今場運動的正當性,是我很想回答的問題。我自己有答案,但仍未有空寫,希望來日有機會寫給大家看。

書寫,對我來說,像呼吸,也像飢餓時會想吃飯一樣,庸俗而日常,也因而親切。

「核彈都唔割」— 這場運動的思想言論自我審查

對於獨立自由的寫作者來說,必定對言論和思想審查深深厭惡,也與自我審查勢不兩立。然而,今場運動相當特殊。一般我們提到的「自我審查」,都是受到政府、資本家或相關權力者的壓迫下才會發生;不過這場運動有趣的地方是,有部分壓力來源是來自於示威者。

「核彈都唔割(核彈都不割蓆)」,「不分化、不篤灰、不割蓆」,是這場運動的基本理念和口號。我也贊同這理念。然而,若果我支持示威者,那麼見到示威者的不恰當行動,我應該把它寫出來嗎?若然我見到有名示威者真的意圖嚴重傷害對方而扔出氣油彈,我把他寫出來,這算是「篤灰(舉報)」嗎?若然算是,我因而不寫,這是否自我審查?我是否放棄了真理?

我需要面對「支持運動」和「忠於事實」兩者之間存在的衝突。這個難題不容易解決。相比之下,政權壓迫那方面反道不令我擔心,一來大家都在建立一套新的語言或隱喻(「發夢」就是一例),避開審查(這是威權政體下抗爭者常用的手段);二來我想在這場運動裡每個敢於書寫的人都已有定心理準備,這個政權隨時會清算所有人,所以我們必須要贏。為了良知、為了勝利、為了自保,我們都要書寫下去,抗爭下去。

「核彈都唔割」可能要付出的代價就是要親自割去「報道真相」的寫作骨髓,這無疑是今場運動裡書寫的最大難題

書寫的目的:放棄「絕對客觀」,轉而尋求「對話」

有讀者問,書寫有無可能客觀?這是個相當哲學的問題。我不可能在此簡短回應。相比「客觀性」問題,我會更重視自己的寫作正面向什麼人,和誰對話。

「公共書寫」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與公眾對話;而對象不同,寫的角度、目的和方向都會不同。例如我和一位內地網民談今場運動,我會集中寫這場運動的起源、香港人正在想什麼、香港發生什麼事,因為他可能受官媒報道誤導,不清楚真實的情況是怎樣;如果我想與黃絲對話,我會傾向寫大局觀;如果我想向抗爭者對話,我會寫如何減少內部紛爭、行動策略上有什麼思想方向。你可以看到,同一場運動可以有相當不同的書寫角度。

當然,書寫不可能脫離客觀性,因為一旦失真,文字就將失去魔力。然而,「何謂客觀」卻是個相當艱澀的問題。例如黃絲常常說藍絲陣營寫的東西一點也不客觀,其實藍絲陣營也很喜歡說黃絲選擇性失明,「黃媒」這個詞就是指媒體選擇性報道。他們也很喜歡在分享信息時加插一句「黃媒不會報道的事情」。這陣子警察也很喜歡指責現場記者只拍攝他們,不拍攝示威者。

這涉及有無「選擇性報道」;究竟書寫或報道存在著一個角度,是否代表不客觀全面?還是這是書寫必然的結果?我在此僅引用尼采一句名言:「沒有事實,只有詮釋。」這句話相當極端,但它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即凡任何書寫必定涉及詮釋,寫作者應該瞭解自身的限制,大家一起透過互相對話和交流從而迫近真相,而不可能單靠個人的書寫就能做到全然客觀。

超然絕對客觀的書寫可能從不存在;真正虛幻、遠離真理的正是自以為有絕對客觀。

一場書寫的交鋒-由文字發動的信息戰

最後,我想提供一個思考點給大家。如果把文字當成「信息」理解,這場運動其實有很大程度屬於一場由書寫發動的信息戰。在這場運動裡,書寫的不只是運動支持者,也不只有中間派,還包括藍絲陣營、撐警社群、政府團隊。每個社群都在努力為自己的立場書寫,都在用文字拉攏更多人支持。

這是相當重要、絕不容忽視的一場戰爭。現代戰爭概念早已包括信息戰,而且信息戰往往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決定了雙方陣營掌握的情報內容,也決定了人民思想取態,因而左右抗爭的成敗。你可以看到藍絲陣營相當重視這場信息戰,他們不斷建立專頁及社群發佈各類信息,而且他們書寫和傳遞信息的方式也變得愈來愈聰明,一直在進步。

我們要面對的不只是他們的論述,還包括他們的軟性宣傳手法,以及他們發佈的虛假消息。正因為如此,早前我才寫出《建制藍絲臉書專頁及社群大集合》、《【關於FactCheck】驗證消息、風險管理和行動指引》、《【闢謠】高清影片證爆眼少女眼罩上有布袋彈,並否證所謂有線影片眼罩上無布袋彈》,這些文章都是在與他們打信息戰。你可能覺得我正誇大,但這其實一點不誇張。你看很多內地人或一些老一輩就相信藍絲發佈的各種虛假消息,以為爆眼少女是由示威者的彈珠造成,認定示威者都是想推翻中國主權的暴徒。

我們不但要在街道上戰鬥、在窄巷上戰鬥、在大馬路上戰鬥,也要在書寫上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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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聽眾(一):沒有大台一定好?

答:很多人嚮往今場運動「沒有大台」;但我希望大家認識系統性的思維,則瞭解任何行動策略和方式都必然有好壞,們要意識到這點,進行成本效益分析,盡量想辦法消減其壞處。例如,無大台的好處自然是沒有領導者,所以政府無法透過捕捉領導者而瓦解運動;但它也有壞處,例如當示威者需要和政府談判時,無大台無領導者就無法談判,這也是為什麼這場運動難以回頭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壞處是,無大台無領導,運動的策略方向和行為都會變得難以確定和約束,就像早前機場的打人事件,大家說要立「軍紀」,但沒有領導者進行規範和負上責任,一切都取決於參與者的個人取態,難以具有規範力。

回應聽眾(二):暴力滋生暴力?

答:正如我之前所言,關於暴力的問題,很難在這裡就能詳盡回答。我只簡單回應一下。其實「暴力滋生暴力」是一種後果主義或結果論式的思維,即由於暴力會引致更多對家的暴力,因而只會促成更多問題發生,而非解決問題的方法,所以暴力是錯誤的。然而,這個說法絕對值得質疑。例如在街上無端端有人毆打你,你自衛還撃將其撃倒至暈,你的行為明顯是一種暴力,但暴力解決了你生命受到威脅的問題。所以,暴力有時確實是能夠解決問題的方法,它不一定帶來壞的後果。我的問題是:如果暴力真的能解決問題,你還會反對嗎?若然你不反對,其實就是擁抱後果主義式的倫理思維,只是你不確定這場運動示威者使用的暴力是否能解決他們的問題而已。

如果你的答案是反對,你就很可能擁抱義務論的思維,即認為暴力必然會侵犯他人的身體自主,所以暴力無論如何都是錯(無關於暴力是否能解決問題)。然而,我們要知道義務論也不必然拒絕暴力,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使用暴力自衛,由於這行為符合「一定程度的」比例原則,所以是可被容許的。比例原則的必要性和相稱性是打開「暴力」的正當性關鍵鎖匙,這其實也是為什麼警察能「合法」使用暴力的理由。當然,怎樣才算是符合比例的「恰當暴力」,每個人心目中的界線都可能不同,關鍵在於如何去說服他人去接受你的界線。

最後,我們也需要破除「非暴力抗爭」的迷思。歷史上很多非暴力的公民抗命都有暴力元素,通過策略性地使用暴力,去迫使政權對話和改變,以及呼喚社會關注。甘地就是一例,不要以為他不使用暴力。在現代文明裡,我們對肢體暴力「自然地」深感厭惡,這其實是一種社會建構出來的精神秩序,我們不應該忽略另一精神秩序一直被掩蓋,那就是「制度暴力」。面對「制度暴力」,人民是否有權使用「暴力」反抗政權的壓迫。這留給大家思考。

回應聽眾(三):這是一場怎樣的運動?它可能正當嗎?

答:關於怎樣命名這場運動。這也是我最近時常的一些問題。第一,這場運動算不算公民抗命呢?還是它已經超越了公民抗命,是一場革命呢?若然兩者皆不是,我們又怎樣理解它?第二個問題是,暴力是否一定是錯的呢?如果不是錯,怎樣去衡量正當的暴力?第三,我們其中一個訴求是特赦示威者,但違法為什麼不應該坐牢?根據標準、羅爾斯式的公民抗命框架,公民抗命是需要負上法律責任,以代表抗命者有別於一般犯罪者,仍然尊重整個法律體系,只是為了實踐正義而不得不違法。

這些都涉及「正當性」的問題。我不可能短時間在此回答,要談可能要寫萬多字。我只說兩點。一是暴力是否正當,取決於目的是否為了減少更大的暴力或惡,以及是否符合比例原則;二是為什麼公民抗命的原本框架需要以「負上法律責任」來代表尊重整個法律體系及用來區別一般犯罪者,難道沒有其他正當而合理的方法同樣滿足這兩個目的嗎?這先留給大家思考。

回應聽眾(四):具有正當性就代表會有多數民意支持?

答:我認為大家要小心混淆「具有正當性」和「爭取多數民意支持」這兩個概念。怎樣才具有「正當性」,是個屬哲學層次的倫理概念。一個行動可能在客觀上(能夠 justify )具有正當性,但大多數人仍舊認為這個行動不具正當性。這是因為每個人對於何謂正當,都有自己心中的一把尺。你可能覺得正當的反抗行為,別人可能覺得不正當,但這不代表「事實上」或「客觀上」沒有正當性。

當然,究竟有無「客觀上」的正當性,是個相當難纏的哲學問題。我不想討論這點。我的重點是,如果我們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爭取多數民意支持,那麼我們不一定要透過所謂嚴謹、哲學式的「論證」來證明這場運動的正當性。事實上,你要叫一般人聽得明羅爾斯的公民抗命框架如何論證違法是正當的,本身就是相當困難,是一項需要長期教育的任務。我自己也在雨傘運動寫了幾萬字公民抗命的文字,但最後看得明白的人又有多少個?

對我來說,要詳細論證這場運動的正當性問題,本身是一種學術志趣,即是學界人才會關心的問題。對於一般人來說,他們每天都感受著壓迫,沒有人比他們更清楚他們承受的壓迫是否令他們有理由作出反抗。對於那些中間立場的人來說,我們要爭取他們的支持,重要的是將他們的倫理尺度往自己的立場靠近,而這往往不是透過「哲學論證」來達到的目的,相反透過說故事、文宣、訴願情感,盡量從他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出發去說服他們接受抗爭者的行為,這才更為實際。我不是說運動正當性不重要,但我們不必要要求抗爭者很嚴謹的論證它,這項任務可以交給後來的學者和勝利的人民共同思考和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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