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我認為不知道「搞乜春」是很潮的

2019/8/23 — 22:12

【口述:吳信龍;文字整理:李海燕】

小時候,父母和老師總對我說,將來要讀大學。讀大學為的是甚麼?他們都說是為了找到較好的工作,令生活輕鬆一點。我如常上學,但是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別人要我怎樣我都聽從。直到要選擇分科,在期限前要選二十個,我便想:「考試還沒結束,就非得交出選擇不可,結果卻不過是按成績排列,這豈不荒謬! 」要入大學,考試遊戲要玩得好,就要符合標準,就得不斷解答舊試題,進行花時間而且重複性強操練。用那麼多時間來追求的,到底是甚麼?在過程中我問自己,是要入大學、還是想讀自己喜愛的科目呢?可惜兩者是需要二選一的。

選科令我很迷茫,不清楚自己的興趣;想像將來的工作,我才發現原來我想從事有關教育、面對人的工作。從迷茫到發現,原來很多人對「主動性」非常陌生。我們的成長模式是服從別人,沒有自發性,習慣「指示式」培育。老師和家長對我們提供很多指示、很少鼓勵。他們不會讓我先嘗試不同東西,再發現自己的志向。長大之後,人已經習慣了跟隨他人的指令,別人說有意義的,我也跟着說有。像電腦按指示而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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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會不屑他人「搞乜春」(搞甚麼鬼)的,是目的性很強的人,習慣計算回報。我認為在搞不清楚回報的情況下行動是很「潮」的。回想參加「觀。聲。陣」開放工作室,真的不知道那一刻自己在做甚麼:「這樣做有甚麼意義?可不能賺錢呢!甚麼(好處)也沒有!」過後我才明白,意義別人給不了,要由自己來賦予。那是我獨有的在場體驗,投入參與,之後回看自己所做的,反思動機和過程,意義由此而生。

去年七月的某一天,我和同學們參與了一個工作坊,在深水埗,隨機訪問五個街上的途人;此外,找一個「定格」的時機,停下來五分鐘,讓朋友拍攝自己。我選擇躺在地鐵北河街其中一個出口的地上,旁邊有圍欄。選擇那兒是因為經過的人比較少,我在儘量不阻礙人流的情況下,做了想做的事:我看過一齣由名為「台客劇場」的YouTuber製作的影片,講述如何克服心中恐懼,踏出舒適圈,方法就是在露天的地方躺下來。這樣能讓人更有勇氣。我認為勇氣很重要,做每件事都需要。勇氣愈多,能走的路就愈遠。躺下前我掙扎了十多分鐘,衡量自己的膽量,擔心會引起混亂。開始時,我跟兩位同學一組,我請求他們放下手上的平板電腦,跟我一起躺下。他們口頭上答應了,但到真的要躺下時,只有我一個。為了不讓自己害怕,我閉上眼睛,不看周遭環境,拒絕視覺接收,但心裡非常緊張;因為看不見,不知道有沒有被人望着,讓我更害怕。手、頭和腳都可以觸碰到地面的我,發現自己從沒那麼在意手的感受。平常走在街上,只會籠統地覺得嘈吵;那天因為耳朵靠近地面,我很細心地聆聽嘈吵的內容和質地。手和腳則感應到很多人走過的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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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有很多人在拍照和錄影。閉上眼睛,我不知道原來有那麼多人在拍,事後我才驚慌起來。兩位同學就在我不遠處,為甚麼途人沒有先向他們了解情況,便直接用手機記錄?是不是科技帶來的便利,改變了人對恰當性的判斷?因為方便,大家便忘記了如果要拍別人,需要先徵得同意。雖然沒有牽涉到肖像權,又在公眾地方,但我還是稍稍覺得被冒犯了。而且,我躺在地上差不多兩分鐘,很多人圍觀,但沒有人關心是否出了意外。當台灣那位YouTuber躺到地上時,很多人直接上前問他有事沒有,身體不舒服嗎,擔心他是暈倒了還是甚麼。在香港人們只是看熱鬧。同樣的行為,發生在不同地方,人的反應相差那麼遠。大家議論紛紛,互相問「是不是暈了」,卻不上前問我,是不是害怕上前問就會出狀況?我不知道。

有一個衣衫不太乾淨、頭髮很亂的人上前問我們在做甚麼,說甚麼梵高、莎士比亞,又說「藝術不是這樣做的!」我沒有太在意他說的話,但其中一位同學卻很認真跟他研究一番。另一位同學聽到他們的對話後,總結了一句:「癡線佬!」我認同,但是,他是唯一主動查問的人。

如果我不是中學生,衣著整齊乾淨地躺在地上,如果我是流浪漢,大概沒有人會理睬。「因為他是流浪漢,所以躺在地上是正常事。」今天我回看,發現原來我們都忽略了流浪漢也是人,也有需要幫助的時候。我們很容易因為身份而將某些行為視為理所當然,例如有錢人就會喝紅酒;忘記了身份背後的是個人。

因為很少人會平白無故地躺在深水埗街頭,所以沒有人預先指示我要怎樣。我反而因此得著很多,不敢說深入,但一定開啟了新的視野。由於完全不能預計走向和結果,我必須在未知中探索,在行動中用身體嘗試。沒有可以取代的方法。那天行動後,我們曾經討論公共和個人使用之間的對立。為甚麼我一個人躺在街上,大家就會想到公共使用?我擔心在公共地方會影響其他人,但同時,公共地方不是給眾人自由使用的嗎?這對立讓我感到矛盾。我還是得不出任何結論。

我曾經在深水埗的劏房住了八年,鄰居品流複雜。最初環境尚算乾淨、有條理,住客會把垃圾棄置在門後的垃圾槽,後來愈來愈多大陸人搬進來,把垃圾扔在門前。每次出門,我定必見到垃圾堆,令人很不高興!隔壁住了一位新移民,努力學習廣東話,投入香港的生活方式。原本我是頗欣賞他的,但是後來再搬來一大群大陸人,環境變得亂七八糟。樓下住的南亞裔人似乎不用上班,整天坐着與人閒聊。如果不聽、不看、不管身邊的事,我便不會透過這些細節加深了對社區的認識和感情。雖然我不太喜歡深水埗,但搬走時仍然感到不捨。

搬到現時住的新界之後,每天都聽到鳥鳴,晚上牛蛙發出聲音。到後花園執拾時,會見到簷蛇、蜥蜴、青蛙、蛤蟆,等等。我沒想過在石屎森林中發現這麼多種類的生物,令我大開眼界。但不是人人都像我一樣看的。今天我跟爸爸一起外出,他比我早搬到這區,較為了解附近環境,知道露天停車場旁的垃圾和建築廢料是違法棄置的。我問誰會這樣幹,爸爸回應一句「『陀地』做的事就別管了!」為甚麼大家對這種事情麻木了,把違法的事當成理所當然?不去討論,任由它存在。我在深水埗做的行動,不管是好是壞,它讓人反思公共地方的使用。以前我住在後面那條街,街上有很多問題,例如垃圾、貨物佔據路面,排檔空間,等等。但是街坊好像已經沒有對土地作出反思了。在學校,老師也不會與學生探討這些議題。

學校是兩個陣營——老師與學生——的組成。當兩者之間有矛盾時,老師會用一種「我比你大」的態度教訓學生。所有人都對身份有前設,學生要聽老師的話,老師說的大多數是對的。久而久之,學生知道「我跟老師說也沒用」,要對抗會很累,倒不如甚麼也不管。沒那麼大膽的同學,馴服地順從,比較大膽的就按自己意願行事。彼此不當彼此是人,老師只將我們看成一個身份(學生),而學生,難聽一點說,視老師為「教畜」。我與一個老師相處了六年之久,他卻從不分享學校以外的生活,我們的關係又如何深入發展、怎會願意互相了解?我幸運地曾遇過一位好老師,他主動與我分享家中事,與我分享同時身為家長的他面對的困難。在街上遇上,他大方地向我介紹他的太太。老師和學生,需要互相了解,但在學校,老師只跟程序去做,上班、下班,彷彿各自做份內事已經足夠。我們不過是合作的夥伴、而不是人與人的關係。

(註:吳信龍今年九月開始大學生涯。他也是觀。聲。陣「易陣者」。

「觀。聲。陣」誠邀對香港表演藝術文化帶着想像的個體,成為「易陣者」。易陣者視表演藝術為平等參與的聚合,表演者和觀者各司其職,承擔創作、闡述和接收舞台作品的權力和付出,以行動構築文化想像,重置藝術創作和表達的核心。假如以買賣定勝負是今天的藝術消費陣式,易陣可以如何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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