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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剎那在何方?  作家潘國靈談香港「失城論」

2017/12/29 — 16:38

香港作家潘國靈
(圖片來源:文化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facebook)

香港作家潘國靈
(圖片來源:文化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facebook)

「黎明以前不是有首歌『你這剎那在何方?』嗎?現在恐怕要改一個字,時刻在問『我這剎那在何方』。」作家潘國靈如是說。他去年出版首部長篇小說《寫托邦與消失咒》,書寫暗喻香港歷史的「沙城」故事,構築「逐漸腐化,風化而消失的城市」。延續「失城」意象,該小說近日發展成跨界項目「異質沙城」,結合建築和劇場,呈現將邊緣化的人物和地方。

潘國靈早前出席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文學碩士課程舉辦的「如此時代消失咒-香港故事如何講下去?」講座,分享他對於香港文學及社會「失城論」系譜的理解,簡述香港人由「難民」轉型為「游民」的過程;並提出 2012 年作為分水嶺,形容自此走上「我們回不去了」的單程路。乍聽雖然似是悲劇時,他卻相信「殘局」正是創作人的好時光,透過書寫仍然可以抗衡既定的劇本,重寫歷史。

失城是 ... 消融、剩餘、此地他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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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城」,既指消失的城市,亦可形容失去一座城市的狀態。潘國靈指,「失城」狀態近於「消融」(soft disappearance),是陰乾,是換血。改變,並非大規模,亦非突如而來的襲擊。抵得住消融換血者,算不上是「劫後重生」的「生還者」(survivor),而是未被同化的「剩餘者」(remainder)。就像李照興提出「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乃至近年討論的「遺民意識」,「香港還剩下甚麼?」一類的問題纏繞不斷,亦正是出於一種「剩餘者」的心態。

《文化週報》曾以李照興的「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為封面專題

《文化週報》曾以李照興的「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為封面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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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國靈又引用弗洛伊德提出的「詭異」(Uncanny),指 uncanny 即是 un-homy,意指人在熟悉的家鄉,遇上陌生事物,產生強烈距離的「詭異」感覺。他認為,弗洛伊德的「詭異」早已成為港人日常經驗。香港人普遍有感於「此地他鄉」的狀態,陷入「我這剎那在何方」的迷失。他續以霓虹燈為喻,指霓虹燈熄滅的過程,正是香港「失城」的隱喻。霓虹燈不會突然完全熄滅,而是慢慢變得暗淡。它不至於無光,而是光質感的改變,過程可以漫長。

失城文學與本土論述系譜

潘國靈先從文學範疇說起,指「失城」容易令人聯想到黃碧雲 1994 年出版的小說《失城》,但他卻選擇追溯西西的創作,尋找「失城」概念的脈絡,及其與香港社會的關係。他提出,由《我城》到「浮城」,甚至「失城」的故事,正好反映一個「去認同」(dis-own)的過程:1970 年代的《我城》,西西書寫香港人漸漸脫離過客心態,將香港視為「屬於我們的城」;1980 年代的《浮城誌異》,西西借用「灰姑娘」的童話故事,叩問香港經歷主權移交,會否像灰姑娘那樣午夜過後「打回原形」,漸見作家對於城市前途的質疑;及至 1996 年的《飛氈》,西西再想像擁有隱形功能的「自障葉」,最終將整個肥土鎮捲走,那種「失城」的意象就更為明顯。

西西的《我城》、《浮城誌異》和《飛氈》

西西的《我城》、《浮城誌異》和《飛氈》

「1997 是我們無法迴避的起點。」潘國靈提醒,九七前後「失城」意象普遍,除了西西和黃碧雲,還有董啟章的《永盛街興衰史》。「失城」不但是常見的文學題材,也成為本土論述的焦點。九七大限,似是一個點,也像一條線,具有挪移性。過渡期的香港創作,觸及懷舊、散居、以中國為恐懼對象等題材;九七前後,後殖民、邊緣性、混雜性、夾縫性的討論亦多。經歷 2003 年沙士、2006 年保育運動、2009 年反高鐵,本土論述不斷增生轉換,近年發展出「世代論」、「城邦論」和「民族論」。

潘國靈形容,過去十多年的論述發展「好精彩」,不斷爭逐替換,議題焦點亦由內轉移到外,從追尋主體出發,逐漸演變成中港矛盾。他認為,情況或與「九七」具有「延擱性」(belatedness)相關。主權移交設定於 1997 年 7 月 1 日,但「九七」帶來的改變,其效應卻非全然即時。他形容「handover」(回歸)猶如「hangover」(宿醉),效應可能延後發生,故引用崔健 1997 年創作的歌曲《超越那一天》,形容中港關係猶如「頭幾年親熱勁兒/過了後產生了矛盾」。

在香港變成游民

「終於去到一個位置,越過一條界線,『我們回不去了』,而我覺得那線畫在 2012 年。」

坊間不少人借用瑪雅曆法指 2012 年 12 月 21 日是「世界末日」,故 2012 年又有「末日年」之說。潘國靈解釋,事有湊巧地 2012 年至今的香港,正正經過「急速朽壞失陷失守的五年」,像是一次「跳掣」,進入另外的軌道,沒有想像過會發生的都已經發生了。借用齊澤克《Living in the End Times》和阿甘本《剩餘的時間》,他指出「末日」並非世界的終結,而是越過臨界點,活在剩餘的時間,猶如臭氧層的孔洞,一旦破損就無法修補,「不是 end of time,而是 end time」。

「失城」猶如「末日」,但不純綷是未來的事件,而是一種集體心理,甚至成為一種「香港式的憂鬱」。潘國靈形容,所謂撤退心理某程度上已經啟動。九七前後,香港人討論移民,且成功離開者多;而今日移民再次成為話題,但討論的人大多根本走不了,處於「滯留」的狀態。從 1950 年代的「難民」,經歷 1970 年代的主體性覺醒,遭逢消融換血,最終難產,香港人再產生新的寄居心態,變成今日的「游民」身份。他強調,香港「游民」吊詭之處,在於香港人「在自己地方變成游民」,被改造被馴化服膺於單一的身份選項 — 國族。掌握主權者要求「改邪歸正」、「迷途知返」,昔日香港人引以自豪的流動身份,不再被理解,更遑論被尊重。

「如果說,1997 是一種對未來不可知;來到今天,一切事情彷彿都太可知,大家都心裡有數。」潘國靈不諱言,消融過後「明天會更好」不復唱,擺在面前是剩餘的「一局殘棋」。由我城到浮城,浮城到失城,前景雖然灰暗,但他反而覺得迫切的時局可化成力量,催生更多作品,甚至是「寫作的好時光」。他相信,創作者尚可選擇抗衡既定的劇本,重寫香港歷史,「這時代我們需要更多書寫,亦只能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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