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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 — 帕索里尼的《聖保羅》

2015/2/22 — 0:48

【文:陳錦輝】

許多年前看過一次《Salo》,以後不敢再看。這齣戲,不能夠說喜歡,只能說在心裡留下難以磨蝕的痕跡。就他這最後一齣戲,帕索里尼沒有收起任何秘密;相反,他要「暴露」一切:暴露資本的惡,暴露罪與罰的永劫循環,暴露轄制世界的「法」,暴露一切法西斯猙獰與變態。暴露,就是帕索里尼的電影方法。如果帕索里尼始終無去停止對基督教的著迷,這不獨因為他的電影運用大量宗教素材和符號,而是因為這股要「暴露」一切的強烈欲望。暴露世界的缺口,堅執於這缺口,甚至成為這缺口⋯⋯本來就是基督教之政治性格所在。這種性格自然無法討好世界,以致帕索里尼有意或無意、吊詭地模仿了司提反和保羅的殉道形象,為此付上沉重的道德和政治代價,屢屢身陷囹圄,甚至被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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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他的劇本《聖保羅》終於英譯,令不愔意大利文的影迷與文人有幸一睹這齣帕索里尼極欲完成但經十年努力仍無法籌措足夠資金開拍的電影的原型。劇本首稿成形於1968年5月此敏感時刻,讀者可以看到帕索里尼如何將將近二千年前的保羅帶返六O年代資本世界的現場,重新經驗這位初代教會的使徒如何介入當代政治經濟。用帕索里尼的話,要明白保羅如何能成為我們的同代人,就要對他的話,及其介入時代的方式,待以「絕對忠誠」。於是,帕索里尼筆下保羅的對白,全部來自新約聖經所收集的十數封書信。讀者看到保羅穿梭巴黎、倫敦、羅馬、紐約的大街巷弄酒店港口豪宅貧窟,卻古古怪怪的言說二千年前的話語,東拉西扯,猶如瘋子,相當詭異。

或者,帕索里尼的荒誕處理正正反映了一個有關保羅的真理?的確,今日重讀保羅書信,每段落、每句、每字都如此不合宜、過時、離題,與生活一切都不相干。但這種不合時宜,究竟是源於二千年時間差距而出現的離異效果,還是結構上本來就存在、一種原初狀態的難堪與煎熬?亦即是說,不只今日讀保羅令人不知所措,就算二千年前生活在猶太一神論、希臘文化和羅馬帝國底下的群眾,對保羅的講論、書寫以至他這個人本身,其實可能跟我們同樣迷惘。保羅的瘋狂和熱情,於當時並不為世所容。當年如今日,我們甚至無法肯定應否如對待各希羅哲人一樣,將保羅放上塵封的書架當經典看待,還是當作過時的宗教典籍,由它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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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腳蹤遍佈小亞細亞,死於羅馬帝都,周處建立地下教會的保羅是誰?是否如尼采所言,不過是個苦毒怨恨之輩,背叛耶穌教導,為教會的建制權力與墮落鋪路?當代學界似乎有不同的想法。從九O年代Jacob Taubes《保羅的政治神學》開始,Paolo Virno、阿甘本、巴廸烏等哲學家或政治理論家,陸續從當代政治經濟脈胳重讀保羅;而早於此保羅熱之前廿年,聖經研究者亦已開始重新從猶太及希羅歷史語境詮釋保羅的神學及政治視野;近幾年我們甚至看到如John Milbank等「本源正統派」與齊澤克激辯保羅神學。今日回看,其實將保羅重置當代資本主義消費社會的第一人,可能是帕索里尼。

帕索里尼的保羅是個分裂的使徒。一方面他是個顛覆體制與律法主義的革命份子;另一方面他是教會建制的營造者,摧毀律法同時也重建律法。前者保羅瘋狂、卑微,充滿政治創造力,詩人性情,與社會被遺棄者同流;後者保羅來自資產階級,擅於文宣演講組織,縱橫社會名流與知識份子之間,具強烈權力欲。帕索里尼斬釘截鐵:他要肯定一個「聖徒」保羅,同時又要讉責另一個扮演宗教權威的保羅。不過,這種「Saint vs. Priest」的分裂和抉擇,作為理解保羅的方法和框架,是否太過容易?這難道不是再一次重複了那些老掉牙辯論裡「主體」與「組織」、「自由」與「律法」之間的張力和矛盾?

保羅整個革命生涯,始終被某種神祕惡疾纏擾,令他時而化身納粹集中營的廢人,時而狂喜失控而即興各種脫離邏輯的詩人講論。帕索里尼似乎想指出,保羅之神聖,正正在於他身體的疲憊、撕裂和軟弱。正如耶穌一樣,保羅的苦難成為他的創造力根源。都是1968,帕索里尼另一齣充滿宗教暗示的電影《Teorema》上映。當中上帝化身一個男訪客,以性愛為某個資產階級家庭的所有成員帶來「啟蒙」、瘋狂,以至毀㵴一切的結局⋯⋯這若不驚世,至少也駭俗,惹火了梵蒂崗。或者,對帕索里尼來說,基督的力量和魅惑,正在於這種對一切體制以至「主體」的天啟式摧毀。保羅是一個Saint,因為他不只摧毀世界,他不惜連自己都摧毀掉。這裡Saint不單純是Priest的反面;Saint是Priest自我離異過程裡的一道間隙,前者乃內在於後者自身的缺口。

保羅未成為耶穌的使徒前,本來是個法利賽,也是帕索里尼眼中的法西斯。作為使徒的他,欲超越猶太、羅馬以至一切「法」的宰制,走基督愛與釋放的道路。帕索里尼是個非常敏銳的人,在人生最後十年,他看到資本的世界變得不一樣了。就像他在極端殘酷的《Salo》裡所暴露的一樣:我們面對的不再是舊式「法利賽/法西斯」,而是一個將消費與生產短接成一封閉迴路的絕望世界——當逾越與愉悅本身竟然可變成一種更加暴戾的律令時,逾「法」於革命還有何益處?轉化世界如何可能?這是帕索里尼對六、七O年代的政治診斷。
如果聖保羅仍啟發我們思索人間救贖與自由,如果「聖徒相通」的未來仍然可見,如果帕索里尼的影像與詩如殉道者死前的呢喃一般仍然隱約聽得見⋯⋯


陳錦輝  社區學院教師

原刊於2014年11月號《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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