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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文化博物館文化藝界第二輪諮詢會後感

2017/2/28 — 11:30

西九故宮文化博物館諮詢展板

西九故宮文化博物館諮詢展板

2 月 16 日傍晚,登記了出席西九文化區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文化藝術界第二輪諮詢會」。是次閉門諮詢會開放登記人士參與,但我也只是當日才得知有如此的機會。機會難得,且又一直有關注相關的新聞,也就推掉本來的事情,出席這次諮詢。兩小時的諮詢完結後,當然感受到過程中張力。及後細思一晚,還是覺得需要撰寫觀察及後感一篇。

很老實、很直白的說,我對是次諮詢中,文化藝術界別的不少發言/發問感到失望。這種失望,來自這些發言或發問,很多並非真正的問題,更多只是為求印證本身已有的觀點。另外,則是某些發問者似乎沒有給予對等誠懇的態度,與西九與會的三位成員交流。同時,西九文化區也是還有很多問題需要思考,只是在那些問題軟弱乏力的情形下,未有被帶到應該思考的方向。

諮詢會的作用,在於讓業界提出一些問題,使得一個計劃能夠得以完善,又或因無法解答當中的疑慮而需要暫緩甚至終止。然而,根據在我會上所聽到以至感受到,與會者提出的問題大多流於宣洩又或視野狹隘,又或是未有搞清楚一些事實的始末,又或是一些程序上的先後次序,使得部份問題儘管朝著對的方向,卻失諸交臂,未能一針見血地問到重點。如果這些提問者自以為已經很一針見血的話,我只會對他們更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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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小時的諮詢會議,在 6 時 30 分開始時只有寥寥十餘人出席。時間倉促、地點未算特別方便是其中一個原因。減去西九行政總裁柏志高與顧問建築師嚴迅奇的開場簡介,實際的問答時間約為一個半小時,有 7 位與會者被抽中發問。問題多環繞選址的理據、文化資源分配及程序正當性等。例如是,「西九是否能以改裝其他博物館作為故宮博物館」、「香港亦有不少文物,何不考慮撥出資源推動本土文化藝術發展」、「故宮博物館是否有專屬的獨立董事局」、「獨立董事局的組成為何?」、「未有回應故宮『空降』西九的問題」、「故宮文化博物館的董事局會否是和香港脫節的組成」、「有否考慮過現有的其他場地作為故宮博物館」、「能否給一些有關文物買賣的資料」、「如何定義『故宮文化』」、「故宮進駐香港屬程序上特異的例子,西九應思考如何減輕程序不公義的效果(觀感)」、「如何『本土化』故宮文化博物館」、「是否有需要建故宮文化博物館」、「接受禮物等同於欠債,那西九或香港要怎樣『還』,另外西九是放棄了什麼資源或空間來接受這份禮物」等等。

這些問題當中,有不少都是應該問的問題,只是並不是在這個階段提問。在這個階段,西九文化區與故宮博物院其實只是簽訂了一份備忘錄。是否真的簽訂合作協議仍待確認,而合作協議的具體內容為何,在現階段西九文化區並不可能提出具體答案。其實這亦是需要舉行諮詢會議的原因。諮詢會議的目的理論上就是透過諮詢不同界別的意見,以求了解如何能夠草擬合適的具體條款。因此在程序上,於這種諮詢會議中質問並要求西九文化區提交具體的內容,等同要求一個藝術團體在創作新的作品初期要求創作人交出具體的作品資料,比如是大小、顏色等等。因此,比如是董事局的組成、策展與建築設計的配合等問題,應換一個問法,以提出各自認為「應該如何」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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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核心的問題,比如是「是否有需要興建故宮文化博物館」等,實在是沒有清晰的「有」或「無」的界線。西九文化區方面提出的理據,是在長遠而言,如此博物館將有助培養出本地的博物館人才,同時製造大量相關的職位。而由於博物館位處香港,因此其聘請的對象,以多以香港本地人才為先;博物館同時亦可作為旅遊業的重要支柱,吸引外地遊客來港;故宮作為收藏大量傳統中國歷史文物的博物館,故宮文化博物館能夠自主地挑選的藏品於香港展覽,亦能有助推動大眾認識歷史,並把香港置回整個中華歷史的脈絡當中。以其說法而言,在文化、社會以及經濟上,香港能受惠於新設的故宮文化博物館。當然無可置疑地,故宮文化博物館在政治上有其考量與作用。在考慮是否興建時,必須全盤考量各個方面的影響。

當然,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在諮詢中的答覆,並不見得能全盤釋除各種的疑慮,以及有好些核心的問題並沒有被解答到。我現在提出一些疑問,望能拋磚引玉。

首先是程序上的疑慮。過往西九文化區的項目,多經不同的討論後作決定,我亦理解故宮博物院作為極具份量的博物館,與其他城市合作時必然引起注意及競爭。然而,合作諒解備忘錄上僅給予西九文化區 6 個月的時間去草擬合作協議(備忘錄原文為:「須致力在 6 個月內締結和簽立用以取代本備忘錄的合作協議」),時間相對倉促。而相關的日期亦具備相當的政治意味,因備忘錄於 2016 年 12 月 23 日簽訂,6 個月完結時將為 2017 年 6 月 23 日,而 7 月 1 日理應為行政長官的就職典禮。在時間點相對敏感,項目規模較大,準備時間未見充裕的情形下,簽訂如此備忘錄會否稍嫌倉促?

第二部份的問題是,備忘錄只指出締結的合作協議「須列明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項目的詳細合作條款」。相關的合作協議年期為多久?協議會否具有任何調整的彈性?而備忘錄所訂明的 6 個月期限是否具約束力?超過 6 個月仍未能締結和簽立合作協議的後果為何?

這些都是需要解答的問題;第二部份的問題更為關鍵。在如今建館的共識似乎未能在短時間內達成,似乎西九有必要考慮這些問題,以給予更多時間,就建館與否、建館方向以及營運細節等向公眾諮詢;同時亦給予更多時間社會凝聚共識。

上述的問題,其實並非真的很難去想出來。可是讓我感到失望的,不止是問題的質素,而是與會者對於這次交流是否帶有誠意。當天一些發言的與會者,有在質問程序後,西九行政總裁柏志高回應時一直只看著手機(當然我沒法排除是在以手機抄筆記,不過以我的觀察而言並不像是),似乎對他給予什麼答案沒有興趣;有提出一些欠缺常識的問題;亦有反覆提出相類似的問題,而且是在前一個問答中已有提及的問題。反之,柏志高似乎頗具誠意與耐性地一一回答,而且由於大部份提問皆以廣東話,他亦需即時傳譯協助方能回應。對我而言,與會者「不做功課」,對問答交流欠誠意,甚至帶點高高在上之感作出質問;而柏志高仍然認真的回應。這種對比於我而言,實在感到有點可悲。

故宮文化博物館這計劃至前的確爭議甚多,比如我所提出的疑慮與問題,如能得到誠懇的回應,或能減輕不少公眾的負面觀感。不過,公眾的觀感會否改變,似乎也需作為公眾的我們拋出交流的誠意。如果每一場諮詢會議皆如我所出席那次般,充斥錯焦點的提問、反覆的就同一問題回應、高高在上拒絕交流的姿態的話,我認為即使再諮詢十年,也不可能得到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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