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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是倉庫,還是風向標?

2017/1/23 — 22:03

西九「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規劃圖

西九「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規劃圖

有時候,我也會懷疑自己是否把「博物館」想像得太神聖,又誇大了她所擁有的文化話語權力。因此對於這次西九空降故宮的事,才會反應「過激」。有達人說,博物館說穿了就不過是個「倉庫」;又有學者說,「香港故宮很可能成為今後香港政治的風向標」。到底故宮是個倉庫,還是個風向標?我想梳理一下自己的困惑。

一)由上而下的文化政策

香港對於西九空降故宮的熱議,大多停留在政治的層面上。批評政府事前沒有諮詢;利用私人撥款跳過立法會程序;在沒有公開招標的情況下私自聘請建築師。然而鮮見討論故宮對於香港本土文化生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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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很吊詭,那些在香港做博物館館長的人,都特別反感將文化與政治沾上關係,亦常常否認(或刻意去減)博物館在政治上的文化話語權力。似乎博物館唯一與政治有點關係的一件事就是,館長的任命是由政府決定的。康文署全權掌控全港所有的博物館與表演場地,包括在建造中的東九;如今社會也目見政府已全權接管了所謂「獨立」的西九文化區與西九管理局。

在生活的日常中,拆掉一個皇后碼頭,又換了個新的;回收掉那些英殖時代的英女王郵筒,又換了一批新的;回收那些英女皇頭像的硬幣,又換了新的;把香奈兒指間夾著的香煙換成鋼筆;把政府總部建設在英國駐港海軍的主力艦(添馬艦)上,卻以粉飾太平的藝綻公園埋沒這段殖民歷史;地鐵、巴士與TVB上不斷重播讚美與贊同政府政策的「非政治」廣告;還有博物館裡正在展出的來自北方的故宮瓷器⋯⋯這些同文化又有什麼關係呢?作為一名在香港生活的市民,也許很難意識到這些來自政府的文化話語權力與其意識形態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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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作為在本地做創作的藝術工作者,卻時常要與之角力與抗衡。例如要得到政府機構的審批,才能在路邊掛起舞台劇的宣傳橫額;藝術項目的計劃書要得到藝發局的審批,才擁有資金去完成作品;公營的博物館與表演劇場,本是屬於所有民眾共享的公民空間,但卻全權掌控在政府的手上,由政府來審批哪些藝術項目可以演出、哪些不可以。

我對空降故宮的疑問是:到底香港人對這一種由高高在上的威權政府向下頒布法令的文化政策方式,還能忍受多久?

二)故宮在西九的意義

在不同場合我聽過幾條值得討論的問題:

a) 如果故宮事前經過諮詢並合乎程序,你贊成香港興建故宮嗎?
b) 如果市民要故宮,故宮為什麼一定要在西九,而不可以在天水圍?
c) 如果香港人要故宮,何不拒絕私人機構的贊助,而改為政府(即香港公民)自己埋單?

當日不落帝國進行殖民的同時,她除了搜掠當地的文化物品與藝術作品並據為己有之外,還破壞當地的文化或信仰地標,並建設推廣自身信仰文化的教堂。當年希特拉大力打擊與排斥現代藝術,為了加強國家專制的政權,他也組織了一支部隊,大規模地進行掠奪歐洲藝術品的計劃。國共內戰期間,蔣介石攜帶故宮部分文物南遷,最後逃亡台灣,並在1965年在台北建立國立故宮博物院作為故宮文物的永久藏品。他認為擁有故宮文物,就代表著是中華文化的保護者與繼承者,也就象徵政府擁有管治中國的合法權力。

於是如今,當中共突然決定在香港建立故宮分館的時候,原因當然不會純粹是政府聲稱的為了旅遊業。可能是雨傘運動之後,本土意識的覺醒、傳播與興起,令北京感到不得不在文化軟實力這方面再加一把勁。讓香港人知道誰才是「老闆」,誰才是文化身份的正統。故官的正身在北京,香港的分館身份永遠是個附屬品,就如「香港人」這樣的身份。這是一個強而有力的文化身份的象徵。也是針對本土意識發出的一份聲明。這個原因也就是故官必須座落在西九(香港最後的一塊中心地皮),而非在其他地方。

有人會懷疑,故宮的「象徵」力量真有那麼強大嗎?故官的建築與藏品本身,其實就是一則政治宣傳廣告,並且是永久的宣傳地標與宣傳機器(暫不說她以後會舉辦怎麼樣的愛國展覽或推行什麼樣的國民教育)。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有國家都在拍攝戰爭宣傳廣告片,傳遞軍人要不惜生命地為自己的國家奮戰的愛國情操。問題是這樣的宣傳有用嗎?

有用的。心理學家Carl Hovland的研究稱之為睡眠者效應(Sleeper Effect)。證實人們是會受到宣傳的影響,而且說服力會隨著時間越來越高。人們會很快遺忘訊息的來源,但卻不會那些快忘掉訊息本身。這也是每回美國大選,各方都會搬出對方醜聞來打擊對手。縱使醜聞後來被證實是虛假的,但依然能影響猶豫不決的選民的投票意向。因為論點的訊息來源很快會被忘記,而醜聞本身卻仍留在人們的腦中讓人印象深刻。故宮無疑是北京宣傳自身合法的政治權力與教育港人愛國的一則宣傳廣告。

也許,這則故宮宣傳的睡眠效應,對於那些獨立意識非常強烈的小數的知識人與文化人來說,不太有作用。但對佔社會大多數的普羅大眾來說,影響卻是顯著、持久而有效的。而民主社會,就是爭取贏得大多數的共識。

三)民間由下而上的文化充權

對抗政府由上而下的文化政策,或者就需要透過壯大民間的公民文化充權,透過在民間普及與複製文化藝術的基因種子,爭取大多數的共識,以至形成一種足以影響政府決策的由下而上的民間力量。但這個由下而上的公民力量什麼時候能形成氣候呢?

這的確是一條令人感到悲觀的問題。尤其在一個仍未擺脫「文化沙漠」惡名的香港,與那仍被視為一盤散沙的文化藝術界。在這裡,那一群仍在搵食邊緣掙扎求存的文化藝術工作者,尋求展出與表演的空間場域,都已使大部分人近似窒息與力竭。連文化統戰也花不了政府多少錢,也無法構成政府財政開支的一個問題。在這種生態下,要如何進行民間自發的文化普及與充權?什麼時候可以期望民間可以形成由下而上的文化改革力量?

到底故宮是個倉庫,還是個風向標?我不明白的是,到底一個怎麼樣的「倉庫」,會讓一個特首候選人不惜為了它與民為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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