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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另類風景:《渺如黃雀》與《身後仕》影後談

2017/5/31 — 15:38

【文:Silver Lee】

獨立或非主流電影,往往呈現當地的人文景觀,是閱讀城市的重要材料。五月十三日,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中心主辦了移工與少數族裔電影的學術工作坊,下午和晚上放映了兩部新加坡電影《渺如黃雀》(A Yellow Bird)和《身後仕》(Apprentice),並分別邀請兩片導演K. Rajagopal 和巫俊鋒 (Boo Junfeng)出席影後座談與觀眾交流。

兩部電影有很多相似之處,在同一活動中放映是頗具心思的安排。種族、移工、死刑等敏感議題於新加坡媒體中晦明不定,主流電影指涉不多,但兩部電影都涉及多個小眾或敏感議題,把鏡頭對準旅客以至當地市民忽略的城市景觀:《黃》的印裔釋囚遇上中國的非法性工作者,《身》的死囚之子長大後加入監獄工作。星洲電影界以華裔導演為主導,受當地和海外市場歡迎的作品之主要語言為華語及英語,如獲得金馬影展垂青的《爸媽不在家》(陳哲藝,2013)和《想入飛飛》(陳子謙,2015)。由於《黃》和《身》分別有印裔和馬來裔主角,因此影壇較少出現--但同屬官方語言--的泰米爾語和馬來語佔了電影對白不少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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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和《身》的題材及海報設計已滲著獨立/藝術電影的味道,資金來源便成了重要考慮。兩片均是跨國合拍,獲得新加坡與其他地方的官方或非官方計劃的資助和公司投資。被問到新加坡政府的媒體部門--一手批資金,一手做審查--有沒有給予壓力,兩片導演異口同聲說製作時擁有很大的自由度,官員對兩片的藝術成就也感到十分高興。《黃》與《身》均入選康城影展,前者在「影評人一週」(Critics’ Week),後者在「一種關注」(Un Certain Regard),其後於不同影展,包括香港亞洲電影節放映。

兩個導演,通過影像和對話,讓觀眾一窺新加坡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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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渺如黃雀》:底層的掙扎和互相依靠

新加坡經濟發達,人均GDP在亞洲區數一數二,《渺如黃雀》卻把目光放在社會底層的人。電影講述印度裔的釋囚Siva受母親嫌棄,妻女遠離,只能與其他合法或非法勞工每天等待即時發薪的臨時工作。他遇上來自中國的女非法移工Chen Chen,後來成了她在叢林裡當性工作者時的保鑣。非法移工付錢僱用合法工作的本國公民,看似權力關係逆轉,實際是兩人同屬邊緣人,只能互相依靠。電影這種對社會底層和邊緣人的關注,跟導演的背景有很大關係。

K. Rajagopal 稱自己雖然在新加坡土生土長,卻因其印裔血統而經常被問是哪裡人,成了「在自己國家的陌生人」。他說小時候在學校飽受欺凌,同學取笑他在頭髮上塗椰油的習慣,因此他一度渴望成為華人,避免說泰米爾語,還故意改信基督教來對抗母親。成長時遇到的各種衝突讓他感到壓抑,結果長大後卻以拍攝社會紀錄片和短片為各種邊緣人發聲。

他認為新加坡人經常強調種族和諧,卻對種族議題避而不談,因為大家都被認定需要過幸福的生活,不想面對可能是不愉快的現實。他稱,在新加坡的影後談,不少年青觀眾詢問他那些地方是否虛構,或者在其他國家取景,不相信那些場景真的在新加坡。Rajagopal強調《黃》絕對是新加坡的故事,人物和情節皆有依據,不論是坐在咖啡室裡一整天等候工作的男人,還是建築工地旁邊進行性交易的帳篷,都是導演遇到的人和有深刻印象的新聞畫面。除了素材的現實性,《黃》傾向寫實主義的技法,少用音樂,因為導演認為音樂容易操弄觀眾的情緒;影片也多採用有來源的燈光而少打電影燈,如叢林的光來自太陽或蠟燭,因而片中多個鏡頭昏暗,似呼應電影的沉重調子,導演還嫌公共房屋的走廊太亮,要拆除部份電燈才拍攝。

Rajagopal也談到新加坡和影片中的語言問題。他指出,男主角Siva懂得福建話,因為那是「街頭語言」,他藉著長年在街頭和底層謀生中學會;但面對說華語/普通話的Chen Chen則無法溝通,因那是需要在學校學習的語言。被問到男女主角為什麼設定為語言不通,導演說這是刻意的,因為他不喜歡電影有太多對白,認為主角間的交流是基於情緒而非語言,例如二人都全心為自己的女兒付出,因而產生共鳴;導演甚至不讓兩個演員在拍攝現場太過熟悉。他也稱讚飾演Chen Chen的黃璐--大陸傳媒因她是唯一獲得歐洲三大影展提名的八十後中國女演員而稱其為獨立文藝片女王--表現優秀:「我很了解華人社會的習俗和忌諱,她產後不久仍敢拍水中戲份,十分專業。」

如果說《渺如黃雀》的寫實性來自導演對身份的敏感和生活經驗,那《身後仕》的實感則來自導演長時間的資料搜集。

《身後仕》:監獄人員看罪與罰

《身後仕》講述死囚之子Aiman進入高度設防的監獄工作,遇上當年對其父親執行死刑的Rahim,還建立起「師徒」關係,學習如何進行絞刑。開拍前巫俊鋒花了數年時間搜集資料,包括閱讀書籍和文章,到外地找尋合適場景 (電影主要在澳洲的廢棄監獄拍攝),訪問死囚家屬和為死囚進行輔導的宗教人員--當然也少不了退休的死刑執行官--因而片中對絞刑台的設計,製造繩子的方法以至死囚受刑前的生活都有細緻描述。巫俊鋒在影後談分享他的資料搜集過程和對死刑的看法。他直言訪問過退休行刑官後發現跟他想像的完全不同:「我在訪問前讀過很多關於那位行刑官的文章,聽說他殺過百多人,因此見面前我很緊張。不過,當我見過他和他的家人後,發現他是一個很有魅力的祖父,就像會在咖啡店跟你談笑風生的長輩。」這為他帶來行大衝擊,使他兩三個月不能寫作,其後重寫角色,加入對「人性」的思考。

巫俊鋒表示新加坡人渴望安全感,相信法制,不願多談死刑的議題,寧願將之掃進地毯下,政府也不完全公開死刑執行的資料。他拍這部電影的原因,正是希望觀眾可以留意這個議題,包括死刑的社會代價和對家屬的後遺症。他自己也對死刑的本質感到疑惑:「死刑是一場表演(performance),要做得非常精準、非常乾淨。問題是,誰是觀眾?目的是什麼?」

雖然死刑或多或少是新加坡政府和民間的忌諱,巫俊鋒也抱反對死刑的立場,但是電影卻鮮有妥協的痕跡,申請資助時媒體部門只提醒他「要有足夠的資料搜集」,政府甚至准許他們在新加坡監獄外拍攝兒子燃點白蠟燭紀念即將受刑的父親。巫補充:「在法律上這種集會是禁止的,但真的有發生過。」當然,《身》不可能像德國導演荷索(Werner Herzog) 的《凝視深淵》(Into the Abyss)那樣明刀明槍地支持廢除死刑,而這也不是巫的初衷。

不過,為了確保影片即使沒有新加坡官方資助也能完成,巫俊鋒表示很早就打算找外國資金,結果除了新加坡,還找到了德國、法國、卡塔爾和香港的資助及投資。早前《身》的香港版海報明顯標明彭浩翔為監製,一度讓我以為是《飛虎出征》或《同班同學》一類非彭浩翔執導但具有彭氏色彩的作品,從電影演職員表和影後談則可知彭只是幾位Executive Producer 之一,大概是代表投資方的出品人。巫俊鋒透露他通過監製Raymond Phathanavirangoon認識彭浩翔和梁啟緣夫婦,他們看過劇本後非常喜歡,結果成了本片的第一批海外投資者。

電影的開放結局也引起觀眾留意。Aiman一直說「我不要像父親」,希望擺脫父親的陰影,結果成了懲教人員,站在法律一方,但最終回到父親生命被了結的絞刑架,內心對執行死刑感到掙扎。電影的結局是Aimen被要求執行他第一次的死刑,緊張的面部表情和放在絞刑架把手上的手之特寫鏡頭後,電影戛然結束。巫俊鋒稱他在構思故事的最初已決定要這樣的結局,並為此花盡心思鋪排情節。他說這一下剪接是完美的:「如果鏡頭縮短半秒,觀眾會覺得Aimen會拉起把手處死囚犯;如果鏡頭延長半秒,你覺得他無法下手。」

《渺如黃雀》和《身後仕》不論對當地市民還是外國觀眾,均展示了新加坡這個發達國家受人忽略甚至潛藏衝突的一面,能否出現更多小眾電影--尤其是相異於大打熱鬧或溫情牌的主流電影--則要看新加坡政府和電影界的取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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