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日本鄉村優質農作物的獨特味道

2015/8/10 — 11:10

在日本鄉村裏渡過了三星期暑假,吃過難忘的一道菜:屋主鄰居甲饋贈的新鮮蕃茄,配上鄰居乙饋贈的金不換,加點糖鹽醋和橄欖油,美不勝收。

廣告

其實難忘的不止於此,新鮮蔬菜幾乎隔天便由鄰居送到。然而,這些簡單的農作物,內含了一種味覺以外的獨特味道。這種味道究竟是什麼呢?

廣告

在非常潔淨的鄉莊裏,每戶的垃圾經過嚴格分類後需要自行放到分垃圾分類站,因此不會見到隨處垃圾情況。而且由於春夏二季草木盛開,他們最少每兩星期要除一次草,因此每戶的居住範圍內亦很少會見到雜草叢生,而且在公共地方亦不會因雜草太多而寸步難行。在這樣潔淨整齊的環境下,由於水源和土壤不會受到污染,雜草亦不會因叢生而影響土壤養分和阻隔水源,蔬果自然可以在最好的環境下生長。然而,這種始於各家各戶嚴格執行的公共責任,究竟是如何發展並固定下來?

屋主袓先是農民,因此屋主擁有幾幅農田,工餘時耕作。他說,由於日本是農耕共同社會而非畜牧個人社會,加上農務是極度辛勞的工作,因此從前為了生存,每戶農民都要同心協力地務農。到了收割時,他們會不時互相贈答,以維持良好的集團人際關係,或償還應盡的義務。當然,自己的農田主要由自已負責,但除個人以外的公共地方,各人亦同時會以這種集體恊作精神來保護和維持村莊的運作。

上面提到,在村莊的運作中,除了集體恊作精神外,村民會不時贈答對方,以促進集團的人際關係。有日本社會學家認為,基於日本人有「人際關係中內化」,即「間人」這種相互依存和信賴的人際關係本質,因此亦形成了以自我調整和控制來維持良好的人際均衡狀態。(1)久而久之,這種集體恊作+人際關係模式,就在村莊中約定俗成。

屋主村莊就是這種模式的範例。各成員在工作上可以超越本份、互相協助,不僅達成組織目標,也可滿足自我的生活需求,以及確保集團福祉。雖然曾經「個人」和「集團」的利害與共,不過現時村莊的「集團」並不再是「個人」的全部,他們的集團主義亦不等同全體主義,因此這村莊的集團主義與個人看來並非對立的,而個人亦有其存在空間。

剛才說到「超越本份、互相協助,不僅達成組織目標,也可滿足自我的生活需求,以及確保集團福祉」,這可是親身體驗的事實,不是鬧著玩的。屋主每星期工作五天,一般來說,星期六會參與一些社區工作,例如除草、修橋、清潔公園、例行會議等。而即使作為例行務農之日的星期日,當中其實同樣包含了自家農田的修護工作。在我逗留的三星期裏,屋主夫婦和村組織就用了某星期日的一整天在社區除草和修橋(一般是上午八時至下午三時)。可以說,除了行政工作外,社區和自家的修護工作佔了務農一個很大比重。

集體恊作原因除了因為是農耕共同社會的生存方式外,在村莊裏還有一些守則要嚴格恪守的。傳統的農村社會裏,有一種稱「村八分」的不成文規條。「村八分」的意思,就是指假如村民在八件人生重要事情上(成人禮、結婚、生產、照顧病人、房屋改建、水災時的照顧、每年的祭拜法事、旅行)不循慣例,破壞秩序,其他村民可以拒絕跟這人提供協助,甚至拒絕交往,作為制裁。這種懲罰在難捱的農耕時代,與被置於自生自滅的境地基本上無異。然而今時今日的村莊裏,上述慣例已經沒有歸類得那麼細緻,而懲罰亦沒有那麼嚴厲,雖然即使村民拒絕提供協助都未至於會使人自生自滅,但村民仍需要對自己居住和社區各安其分並謀求社區福祉的那種意識形態,仍然保留著。

由此可見,無論是集團主義中的「間人」,或是鄉村約章的「村八分」,這兩者之間存在一些共通點 – 在鄉村社會環境裏,須遵循慣例,盡責謹慎,積極參與建設好社會,並建立良好集團人際關係。

傳統村莊經驗告訴他們,集體利益保障了個人利益,因此在獲得個人利益前,必先考慮到集體利益。而為了不影響集體利益,必先盡心於公共責任,這彷彿形成了一種三角關係。當然,這種集體精神,本質上都是主觀為己客觀為人,但由於現今經濟結構改變,社會保障較以往完善,農民生計無需完全依賴農耕收成,現在人本為己在這三者關係中的動力相對減少,但公共參與的社會關係,依然由個人責任、人際關係和公民教育來支撐。由於集體精神講求的是雙方需求的互補性,不是爾虞我詐、大魚吃小魚等來達成個人目的的競爭,因此這種精神亦驅使了各個體對公共作出思考 (think publicly) , 一種依靠公共對話的思維和認知方式。只有通過這樣的公共思考才能知道甚麼是公共利益,也才能參與構建關於公共利益的共同利益。(2)

結語

這種日本傳統村落文化孕育岀來的集團主義並没有否定個人,其所講求的雙方互補性並没有限制集體與個人的相互包容和補助,(3)儘管這種特別的社會結構並非盡善盡美,她當然亦有使人感情壓抑和精神疲累的一面,但對於外人的我來說,她是近乎烏托邦的超然物外 – 只要各安其分,不必競爭,就可以與人際社會和自然生態和諧共存。

這些徘徊現實與夢境的存在,其實有沒有可供借鑒之處?雖然這種由農耕社會孕育出來的集團精神在香港沒有很強的發展和保留,但公民教育卻可使公民社會化,使大眾了解集體利益亦同樣是個人的共同利益,因此追求個人利益其實可以與集體利益並行不悖。更多參與建設好社會,甚至希望為社會帶來福祉,其實就是集體利益造就個人利益的呈現。

註:
(1)《日本人論》,南博著,第 264-265 頁, 272-273 頁。
(2)《統治與教育:從國民到公民責任》,徐賁著,第 329-330 頁。
(3)《日本人論》,南博著,第 272 頁。

原刊於作者網頁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