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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琪峯電影的犯罪學含意(一)

2016/3/10 — 12:24

《放 ‧ 逐》劇照

《放 ‧ 逐》劇照

杜琪峯先生 (後稱杜sir) 以凌厲剛陽的電影風格,在本地及國際影壇皆有聲譽。他的很多電影都涉及警察及黑社會題材。本文將以其作品帶出社會學以及犯罪學上的相關概念,加以討論。有人話:「做戲啫,咁都信?」信不信,乃一念之差;戲裡戲外,也不見得就是兩個世界。現代社會架構越來越複雜,人與人之間無形的距離隨之增加。換言之,我們無法透過直接渠道了解周圍發生的事。因此電影小說便成為了建構我們「想像中的社會」 (Benedict Anderson所說的imagined community) 重要的一環。

做戲,不單是藝術表演,更構成我們對社會的認知,影響我們根據所得資訊而作出的行為。不少香港人自少觀賞警匪片,可能會觀察到,一般而言,香港犯罪率甚低,似乎與本地以警察或黑社會為題材的電影數量相映成趣。有時到外地,甚至被問到「香港真的經常出現槍戰嗎?」等等令人摸不著頭腦的問題 (直到旺角事件,不過這是後話)。那到底電影是真的純屬虛構,還是滲透著一定程度的真實性呢?

電影作為媒體的一種,早已成為不少學者的研究對象。美國社會學者David Altheide進行過不少這方面的研究,並提出過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到底媒體在建構恐懼的論述中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呢?一段新聞片段的取材、組織、及表演方式很多時候會有意無意把事情放於一個概定的框架內陳述。於是一些零散的社會現象便一一「被成為」了一個社會問題的證明。近年有關「廢青」的討論便屬於其中之一。與此同時,新聞媒體不論立場,形式 (傳統抑或網上),只要是商業運作都講求銷量。賣到紙,賺到like,才可以繼續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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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故事需要吸引眼球,引人入勝。久而久之,媒體成為了一個「問題製造機器」 (problem-generating machine)。大眾媒體在進行有關罪惡的論述中無可避免地影響我們對罪惡的觀感,令罪惡「對一些人來說是真實的,而對大部份人來說幾近真實。」

杜sir曾擔任康城影展評審,分別三度及七度奪得香港電影金像獎及電影評論學會最佳導演獎,以槍戰、男性沙文主義、宿命主題聞名。那到底他的電影流露多少真實性呢?首先他的電影帶有濃厚本地色彩。不論是全本地製作如〈非常突然〉、〈PTU〉、〈神探〉,還是近年流行的合拍片〈毒戰〉,皆在選角、角色塑造、取材上相當本土。很多角色往往是帶有某種缺憾的普通人。就連佳作〈神探〉的主角劉青雲在結局亦開宗明義地說明:「我都係人,點解要有分別?」 更多的角色只是會不小心丟失配槍探員、內地人、少數族裔、黑社會小混混,無一不被常人的特質如貪婪、追求榮耀、帶有不光采的過去等等導向一個命運的歸宿。到底杜sir「製造」了甚麼問題,而這些問題放諸今日的香港,又有何參照作用呢?有待下回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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