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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琪峯電影的犯罪學含意 (三)— 暴徒是怎麼煉成的

2016/3/17 — 14:40

前文提及犯罪性在杜sir一系列電影內具流動性。在鎂光燈下,罪惡與犯事彷彿都不容易責難。譬如說,巡邏的警員不是一個執行命令的機械人,人非草木,難以對老朋友一視同仁。林雪在〈PTU〉中丟掉佩槍,任達華便說 :「著得件衫就係自己人。」不按正常程序,承諾一晚內尋回失槍。不管導火線是誘餌還是情誼,警察作為人,是注定有瑕疵的。當然,如此執法空間對有效執勤是必須的。警察研究教授Peter Manning便曾提及法律有一定程度的含糊空間,警察行事時多數只以法律為依歸,而法律本身往往不能約束或不同於實際做法。

回到電影,就算是以殺人作為職業,殺手們也有自己的道德約束。於是在〈復仇〉內,我們看到以黃秋生為首的殺手們不能拒絕垂死老人Johnny Hallyday的遺願。他們的專業操守甚至規範自己在可能失去性命之下都一定要完成任務。犯罪在杜的世界觀內與人性、浪漫、專業,以及其他可敬的特質重疊,於是觀眾不能責難犯罪,更惶論產生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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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非傳統,杜sir用他的方式去安撫而非嚇倒觀眾。犯罪在他描述的世界裡並不是主要的問題,至少不是其中必要的一個。〈毒戰〉的宣傳口號為「人心比毒更毒」。古天樂飾演的毒梟被判死刑,他提出以情報及合作的方式替代這一個司法決定,同時伺機而動,最後不單逃不過死刑,更連累劇裡幾乎所有角色陪葬。相對於一般而言對罪惡的恐懼 (fear of crime),杜sir帶出更核心的問題。在死刑或其他極端的剝奪 (如〈奪命金〉內的金錢) 面前,任何人都會盡出賣、殺人等一切極端方法去換走不幸,因為他們已經沒有任何可以輸的事物了。相對於犯罪本身,也許我們應該有更大的顧慮。

放諸香港,司法制度的含糊空間被肆無忌憚地利用,令反對者飽受漫長精神折磨 ; 佔領期間控罪的定罪率不足三成 ; 警員的道德約束令人憂慮,證供屢次被法官指為不可信 ; 被戴上手銬圍毆者反被告,而納稅人依然支付七警全薪。有如《呂氏春秋·明理》所言 :「此皆亂國之所生也,不能勝數,盡荊、越之竹,猶不能書。」更甚者,當抗爭者被官方劃一稱為暴徒並以暴動罪起訴,期待可以起阻嚇作用時,其實會令受壓迫的一群用更激進、極端的手法去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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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然政府的做法與十八世紀意大利犯罪學家Cesare Beccaria提出以確定性、及時性、及嚴重性判罰相符,符合施政強硬作風卻忽略了罪有應得理論 (just deserts) 中罪與責如「報應」理當符合比例的原則。如果在抗爭者眼中罪責已經不相稱,根據理性選擇理論 (rational choice theory) ,更嚴重的手法亦不會令曲線依同樣比例大幅增長,那麼「最低消費」的客觀條件易於形成一旦出擊,暴力便會馬上升級的情況,甚或抗爭者不但沒有甚麼可以輸,更必須贏才能堅守他們心中理想和價值。最後一邊陣營喊「捉晒尐暴徒」,另一邊喊推翻暴政。而說好的香港營,就像近年香港電視發牌風波及無數政治尤關的事件一樣,龍門早搬到萬丈以外。或者同「我印象中無講過我無僭建」一樣,「只有一個香港營」早說明這地方只能容下一種聲音,黑色幽默及玄機更勝I can fly on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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