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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琪峯電影的犯罪學含意 (二) — 誰是兇手?

2016/3/15 — 13:06

〈神探〉內印裔男子持槍抖震的畫面。這亦反映了罪行化與受害化 (criminalization and victimization) 的情況。(〈神探〉海報)

〈神探〉內印裔男子持槍抖震的畫面。這亦反映了罪行化與受害化 (criminalization and victimization) 的情況。(〈神探〉海報)

續前文〈 杜琪峯電影的犯罪學含意(一)

之前提及杜sir的電影的本土色彩,以及角色的人性。就算是特殊的人物如〈神探〉及〈大隻佬〉內持超能力者,觀眾一樣很難以一個標準的英雄形象將其囊括描寫。因為神探之神,同時包含神經質; 大隻佬之大隻,乃包含他的執念。放低贅肉,卻點起自殺的香煙,如此畫面叫人無法釋懷。(這也是杜sir拍檔韋家輝的功勞。韋家輝劇作具無比深度及討論空間,只好有緣另文再撰。) 當然,媒體多含框架 (frame) 與格式 (format)。生活用語「好似拍戲咁」其實便包含普羅大眾對電影的想像與期望。

杜sir電影內一樣會存在不現實的事物,以收增加戲劇感之效。其中一件便是已成都市傳說的龍頭棍。早有學者證實它在現實中並不存在。杜sir有豐富拍攝江湖電影的經驗,自然做過大量資料搜集,當然不會不知道。將龍頭棍放於〈黑社會〉內,以帶出江湖派系人物因爭奪虛無縹緲的權力而折射出的人性黑暗面,甚至有云為香港現實政治寫照,真中帶假,以假諷真,相當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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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人性,便不能不提杜氏電影裡對罪犯的描寫。容許我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 誰是兇手呢? 就犯罪學而言,狹義來說,犯法者,罪犯也,可是我們活在地球,一個可以「憑感覺」決定200億元用途的地方。道德層面上,問題顯然複雜得多,而其實杜sir在這方面著墨不少。我們很少在他的電影裡看到等同於〈蝙蝠俠〉裡小丑的奸角。在韋家輝的參與及互相影響下,他對公義的理解很明顯受佛教或相關的本地信仰影響。

根據數字,每7個香港人便大約有1人為佛教或道教徒,可是基於本地文化風俗,若問是否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等佛教果報概念,相信比例會高得多。雖說萬般帶不走,唯有業隨身,李鳳儀上輩子是日本兵,所以今生一定要死,但是善惡是一個流動的標籤。就算當下是歷史數據集合的結果,為善為惡,依然是可選擇的。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因此大眾在觀影期間會不斷地被放進情景,判別當中的道德界限,即學者Jack Katz所謂的「不能忽略,不能逃離」的狀態。罪犯不一定是壞人,好像〈文雀〉內的兄弟情誼將盜竊變得浪漫; 而警察也不一定是好人,好像〈大隻佬〉內飾演警官的張兆輝便差點用私刑打死疑犯。這與Jason Ditton所說的媒體功用是一致的,即媒體的影響視乎接收者的詮釋多於內容本質 (如暴力; 這一點在近日接二連三的自殺案中也有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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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否認,看著警匪片內的暴力、槍戰等畫面,香港人依然馴良,亦可說是一大佐證。情緒泛濫者固然可以藉此歌頌人性光輝,感動流涕合唱「今天我……」過後,卻不得不承認政府一直努力宣揚「犯法就是犯錯」的思想教育對港人詮釋暴力起了多大影響.

作為嚴謹的學術語言,犯罪性 (criminality) 不同於犯錯 (wrongdoing),而且牽涉的權力關係與社會地位議題更複雜。政治罪犯便是一例。我們見到杜氏電影內很多不同地域角色的出場,如東莞仔、葡國人等。連同少數族裔,這班人的角色通常較為平坦,被動及驚惶。因此我們看到〈神探〉內印裔男子持槍抖震的畫面。這亦反映了罪行化與受害化 (criminalization and victimization) 的情況。

無可否認,有關其他膚色人種的現實新聞報導乃至一般社會觀感,對高加索人種與其他膚色,總是各走異端的。這絕對有礙於追求廣泛的社會公義,甚至導致二次受害(secondary victimization) 的情況出現。前例有趣的一點是,現實中政治無力的印裔男子在電影內可以是施害者,卻有可能因脆弱而再進一步受創。錯事在電影裡得以撥亂反正,令觀眾窺探到現實中被怕的一群其實會害怕被怕,這可說是戲劇的莫大嘲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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