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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楷體: 一些二十世紀初期的上海足跡

2018/10/23 — 15:07

【文:ruby】

說到教科書、公文所採用的字體,你會想到什麼?相信在臺灣社會長大的朋友,首先想到的必然是「標楷體」。

近年來,「標楷體」常給人老派、古板的印象。這或許和楷書源遠流長的傳統有關。在書法的「篆、隸、草、行、楷」五體中,楷書雖然是最晚發展的,歷史卻可追自三世紀的楷書吏[1],距今也有一千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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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的楷書風格,就這樣在時間洪流裡被歷代帝王、官吏、文人所書寫,歷經了無數次造型細節轉換,並搭載著書寫、木印、石印、鉛印、照相排版、電腦印刷等科技進展,才成為我們眼前所見的「標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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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於楷書的深厚傳統,「標楷體」其實相當年輕,在 1991 年,教育部委託華康字型公司(今:威鋒數位)製作「標楷體」,並於 1994 年 7 月正式出版,距今 20 餘年而已。做一套古典的字體必然有所本,就技術面來說,它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初期風行於上海的「標準楷體」。

1994 年華康受教育部委託製作標楷體。此後,標楷體被廣泛地運用在教科書中。圖為康軒國小五年級下學期的國語教科書。

1994 年華康受教育部委託製作標楷體。此後,標楷體被廣泛地運用在教科書中。圖為康軒國小五年級下學期的國語教科書。

關於二十世紀前半期的上海

上海自租界成立以來,逐漸成為國際性大都會。貿易、金融的持續進步,以及異國文化間的頻繁交流,都讓上海充滿魅力與生機。日本作家村松梢風( 1889 - 1961 )甚至以「魔都」一詞形容上海(《魔都》,小西書店, 1924 ),描述上海的華麗與紙醉金迷。

這種蓬勃發展的趨勢,也帶動了文化出版業的盛行。 1880 年代,在英美國際租界的部分區域中,逐漸聚集許多零售書店、行業協會、印刷批發商、文具商、書法家、畫家等,鼎盛時期有高達 300 個大小不等的出版公司、書店。隨著這種人文薈萃的氣息越發興盛,在 1920 到 1930 年代,人們便替這個區域取了專屬它的名字-「文化街」。[2]

這樣的文化氛圍,也帶動了字體設計界的欣欣向榮。

上海「文化街」,位於河南路及四馬路(今福州路)延伸的區域,在 192、30 年代的上海相當繁華。

上海「文化街」,位於河南路及四馬路(今福州路)延伸的區域,在 192、30 年代的上海相當繁華。

字體界概況-以楷體為核心

單是「楷書體」,從目前看到的記載中,便可見到九種字模。

最早是 1909 年,商務印書館創設二號「楷書體」(鈕君毅書,徐錫祥刻);
- 1929 年,林鶴欽設立藝文印刷局,創製「藝文正楷字」(周輯之書,張鏞全刻);
- 30 年代德人商業印刷所,購入唐海平字樣創「楷書字」(朱榮壽刻);
- 1930 年鄭午昌創辦漢文正楷印書局,3 年後推出「漢文正楷」(高雲騰書,朱云壽、陸品生等刻);
- 1934 年華豐印刷鑄字所,創設「顏體楷書字」(吳鐵珊書,巢德椿、諸賡濤等刻);
- 1935 年漢雲鑄字字模廠,也刻製了一套類似漢文正楷印書局的「楷書體」(高雲騰書,張開景刻);

至中日戰爭開打、連基本的溫飽都不容易了,還有 30 年代晚期的「華文正楷」(世界書局陳履坦書,周煥斌刻),其刻字人周煥斌甚至在 1940 年創立華文銅模鑄字廠; 1944 年求古齋,也創設「正楷字」(張啟俊書,張忠刻)。

從這九套楷體中,我們可以看到整個時代對於楷書的需求是相當大的,這些活字不僅在中國流通,也外銷到日本,更是今日「標楷體」的前身![3]

上海文化街的欣欣向榮,也帶動了字體設計的發展。在 192、30 年代的上海,可以看到不少鑄字廠林立。

上海文化街的欣欣向榮,也帶動了字體設計的發展。在 192、30 年代的上海,可以看到不少鑄字廠林立。

 

關於大量產製楷體字的原因,學者周博的研究或許可提供側面資料。他以蔣中正、鄭午昌及「漢文正楷」的關係作論述,認為漢文正楷的字體設計與民族國家意識有關。

漢文正楷印書局創辦人鄭午昌,在給蔣介石的信函中,力促國家將楷書持續設為標準書體。他強調楷書具有淵遠流長的精美傳統,認為是俗工不懂,才會製出如「老宋體」這種死板的產物,甚至認為「老宋體」這種字早已被日本人所用,稱為「明體」,和日本人的既有字體已無法二分,再繼續使用只會危害中國的民族精神。

這種飽含文化民族主義的論述方式,反映出鄭午昌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存亡的擔憂。而當時中日雙方緊張的政局,以及蔣中正於新生活運動中提倡中國「固有之精神」與「固有之美德」,更讓他把楷體和民族意識相互橋接了。

因此,這種楷體的盛行現象,或可說是時代心靈的反映。折射出時人對既有傳統逐漸消逝的焦慮,以及越趨低落的民族自信。[4]

當時,怎樣叫做「標準楷體」呢?

只是,楷體的用途相當多元,舉凡商標、內文等各式印刷品,都可以用楷體,怎樣算是「標準楷體」呢?將目光聚焦於教科書,約略可以嗅出今日「標楷體」的母型。

下圖是 1908 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初等小學堂《國文教科書》第三冊,可以看到字體的結構方正,線條粗細對比強烈。像「刷」字右側的兩筆豎劃,一細一粗,差異相當明顯。另外像捺筆的刻意拉長,如「胰」字、以及鋒利的挑筆,如「抹」字,也是這套字的特色。

這些充滿力度的筆劃,讓這套楷體特色鮮明。有趣的是,書中的字體似乎沒有一定的「標準」,像兩個「皂」字和「子」字,筆劃造型差異大,似乎是來自不同的鉛版。

圖左為商務印書館於 1908 年再版( 1904 初版)的《最新國文教科書》:初等小學用第三冊,採鉛印、彩色石印並行。在字體設計上,從同一字的不同寫法,似乎可推測當時採用的鉛版不只一套。原圖取自《上海字記》圖 24 。

圖左為商務印書館於 1908 年再版( 1904 初版)的《最新國文教科書》:初等小學用第三冊,採鉛印、彩色石印並行。在字體設計上,從同一字的不同寫法,似乎可推測當時採用的鉛版不只一套。原圖取自《上海字記》圖 24 。

到了民國時期,商務印刷館持續出版教科書。如 1915 年,可以見到初等小學校《共和國教科書新修身》第三冊。在字體的部分,相對於 1908 年《國文教科書》的個性感, 1915 年的字體排列整齊,匡限在縱長方形裡。

筆劃造型也平實許多,起筆處不會設計特別強烈的尖角,而是採用較鈍的筆劃,有如書法的藏鋒用筆。甚至兩個「間」和「早」字,結構幾乎一致,除了開口處的差異外,其實沒有太大的分別,不像上圖的「皂」與「子」字,一看就有極大的差異。

似乎可以說,這個時期的楷體更規範、標準化了。這或許和 1909 年,商務印書館成功創設「楷書體」字模有關。

圖左為商務印書館於 1915 年出版的《共和國教科書新修身》:初等小學校第三冊,採石印。在字體設計上,可以看到風格比 1908 年的版本更規範、標準化。原圖取自《上海字記》圖 41 。

圖左為商務印書館於 1915 年出版的《共和國教科書新修身》:初等小學校第三冊,採石印。在字體設計上,可以看到風格比 1908 年的版本更規範、標準化。原圖取自《上海字記》圖 41 。

商務印書館與教科書字體

然而,商務印書館究竟是什麼樣的機構,為什麼有條件印教科書呢?

商務印書館設立於 1897 年的上海,由美國長老會牧師贊助成立。早期以翻譯英語教材為主,在新教育運動逐漸萌芽後,收購日本人開設的修文印刷所、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於 1902 年正式開設印刷所、編譯所及發行所。[5]

張元濟( 1867 – 1959 )在擔任編譯所長的任內,延請了眾多知名學者、專家加入,並系統化地制訂編輯出版計劃,教科書事業因而展開。像 1903 年出版的《最新教科書》,是中國第一部小學教科書,在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義。而後幾年間出版的小、中學教科書,更讓商務印書館持續在教育界發揮影響力。[6]

試想當時的人會怎麼看待「商務印書館」,它資金充裕、廣納人才、技術成熟、體制健全、又能準確嗅出當代需求,堪稱印刷界的巨頭,其他機構怎麼比得上呢?

翻閱其他機構出版的教科書,很快會發現它們與商務印書館的差異。像是上海新學會社於 1917 年出版的地理教科書《第一簡明地理啟蒙》,字體明顯較圓潤,轉折和收筆處都採用圓筆,而排版以及句讀方式,也令人想起宋朝以來的歷代刻本,在新教育運動興起的年代,算是一種相對傳統的設計。

圖左為上海新學會社於 1917 年再版( 1908 初版)的《第一簡明地理啟蒙》後編,採石印。內文的字體風格相對傳統,可上溯宋代以來的刻本。原圖取自《上海字記》圖 43 。

圖左為上海新學會社於 1917 年再版( 1908 初版)的《第一簡明地理啟蒙》後編,採石印。內文的字體風格相對傳統,可上溯宋代以來的刻本。原圖取自《上海字記》圖 43 。

在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出版的教科書中,也能一窺這種書寫感較強的印刷字體風格。行距適中、字距卻極小,不僅兩字相連,甚至還有字內相連的情形,如「於」字末兩筆。

而且各筆劃也未做規範,光是一個捺筆,在短短的篇幅中就能找到「交」、「路」、「東」至少三種不同的寫法。如果拿同一個字來比較,如兩個「商」字,更能看到他們的架構和筆劃設計都有頗大的差異。

這或許和土山灣印書館主營西文出版,較少經營中文排版有關。它的歷史要追溯到 1849 年天主教巴黎耶穌會士成立的孤兒院,為了協助院童習得手藝,方於 1867 年成立印刷所,印製天主教的用品和經書,因而奠定了堅實的歐文印刷基礎。

圖左為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於 1922 年出版的《國民學校國文新課本》第八冊,採石印。內文字體的規範性明顯較低,同字的寫法即有許多差異。原圖取自《上海字記》圖 57 。

圖左為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於 1922 年出版的《國民學校國文新課本》第八冊,採石印。內文字體的規範性明顯較低,同字的寫法即有許多差異。原圖取自《上海字記》圖 57 。

本於法國天主教會背景,土家灣印書館所出版的教科書大多提供教會學校使用,廣納各國知識,讓中外學生都能學習[7],所以下圖中才會看到如此特別的排版。左頁是中文、右頁上方是讀音、下方則是法文,左右兩頁分開印刷,最後才一起裝訂,以這種略帶違和感的方式拼裝東、西個世界,相當有趣。

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於 1922 年出版的《國民學校國文新課本》第八冊,採用中、法雙語並行的模式排版,和土山灣印書館的教會背景有關。

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於 1922 年出版的《國民學校國文新課本》第八冊,採用中、法雙語並行的模式排版,和土山灣印書館的教會背景有關。

從館閣體到標楷體

從上面的四本教科書裡,彷彿能嗅出某種時代轉換的氛圍。二十世紀初期上海設計界有如中繼站,接起了字體的兩端-清末館閣體到二十世紀末標楷體。上海新學會社和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的出版品,較近於以《欽定四庫全書》為代表的館閣體,而商務印書館印製的課本,則較近於標楷體。

但還是有個疑問,憑什麼說商務印書館的出版品,會影響到標楷體呢?

這和商務印書館戮力經營教科書事業有關。二十世紀初期的教科書市場並非一家壟斷,而是各出版社百家爭鳴,因此每當政府頒布新的規章,身為出版商的他們總是迅速回應,在 1905 – 1931 年間就改版了十五次,以求在市場上生存。[8] 1947 年更於臺灣設立分館,以再版遷臺前的出版品與教科書為主營事業。[9]

這種與官方相關,予人「標準」印象的出版品,源自上海、流向臺灣,不難想像他們成為教育部制定「標準字體」時的想像來源,猶如標楷體的基因一般潛伏其中。

將商務印書館的教科書與標楷體相比,可以見到結構上的近似性,只是標楷體更平正,並減弱各筆劃間的粗細對比。

將商務印書館的教科書與標楷體相比,可以見到結構上的近似性,只是標楷體更平正,並減弱各筆劃間的粗細對比。

教育部與標楷體

標楷體的某些筆劃與商務印書館不同,是因為標楷體基於教育部的規定做了調整。把商務印書館的楷體和標楷體相較,最顯著的差異就是「日」部件,不論「日」、「間」、「早」,商務印書館的中央橫筆,都是連左不連右,但標楷體卻將兩邊相連,甚至左上角的開口也連起來了,完全封閉整個空間。

只要去查教育部《常用國字標準字體教學指引》的通則,就會看到第三十六條明定:「凡框中的橫筆皆輕觸左右邊筆。」因此橫筆才會如此調整。也許你覺得教育部很武斷,隨意訂定出這些枝微末節,但事實上,這是統合了文字學、書法、美術、印刷、電腦各界專家的意見,才定義出的嚴謹字型標準!

將商務印書館的字體與標楷體相比,會發現標楷體的部分筆畫造型調整,是依照教育部的規定。

將商務印書館的字體與標楷體相比,會發現標楷體的部分筆畫造型調整,是依照教育部的規定。

可以看看通則第二十三條,一定會對定義之精詳感到訝異:「凡『匚』(ㄈㄤ)部與『匸』(ㄒㄧ ˋ)部字寫法二分,前者右下折筆為方筆,後者右下折筆為圓筆。篆文前者象裝東西的器具,歸此部之字,義多與此有關,如:『匝』、『匡』、『匠』、 『匪』、『匣』、『匡』、『匱』 等字;後者篆文象有所隱藏的樣子,歸此部之字亦多與此義有關,如:『匹』、『医』、『匿』、『區』、『匽』、『匾』等字,同此結構者類推,如‥ 『甚』字亦為圓筆。」

文字學者對標準字體多所考證,如「匚」與「匸」是不同筆劃,便是源於篆文意涵之差。你是否曾經注意過呢?

文字學者對標準字體多所考證,如「匚」與「匸」是不同筆劃,便是源於篆文意涵之差。你是否曾經注意過呢?

再看分則的部分,像「龜」這種筆順極為複雜的字,教育部還提供了教學指示,教導如何在書寫時保持「烏龜」的形象:「中左象龜腳形,上下各作橫折、橫…中右框中作一撇、一頓點,象龜殼形狀…」[10],制定之用心值得稱許!

關於字體美學與字型設計面的更多討論,詳見我們另一篇文章〈令人討厭的標楷體的一生〉。justfont 也參與了美感教科書計畫,針對「教科書字體」與其排印規範提出了建議。詳見〈教科書字體選用指南

小結:該如何思考「標楷體」?

去年底,SMuhammad15在 “WomenTalk”板發表〈標楷體真的會讓人煩躁〉一文,激起了廣大的迴響,大部分的人都是針對美醜抒發個人觀感,只有少數人分享了使用經驗,以字級大小、使用載體等客觀條件去分析標楷體[11]

我原先以為自己對標楷體很熟了,但看到這篇貼文,卻發現自己除了「官方」、「公文」、「教育部」、「毛筆楷書」這幾個關鍵詞以外,腦中一片空白,因此才會開始查閱與標楷體相關的資料。

這篇文章只是初步嘗試,主要聚焦於二十世紀初期採用楷體的教科書,透過分析相關字樣與「館閣體」及「標楷體」的異同,試圖從字體設計的角度窺探時代變遷的氛圍。此外,也用了一些教育部的規定,說明標楷體調整的原因。

期盼「標楷體」承襲漢字文化傳統的價值,以及教育部研擬標準字體的嚴謹過程,能讓我們在思考「標楷體」時,除了美醜之外,有更深入、多面向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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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錢存訓著;劉拓、汪劉次昕譯,《造紙與印刷》,臺北市:臺灣商務,1995,頁177。
[2] 參芮哲非(Christopher A. Reed)著;Brooke Zhu、吳天凱、Meng Yan譯,〈從木板印刷到機械時代:印刷文化、印刷商業及印刷資本主義〉,《古騰堡在上海》(Gutenberg in Shanghai)序文,2004。想探索今日的文化街,可以留意這邊喔!
[3] 參姜慶共,〈二十世紀上海中文鉛活字字體設計、鑄制簡表〉,《上海字記:百年漢字設計檔案》,上海:上海人民美術,2014。以及何步雲,〈中國活字小史〉,《活字印刷源流》,北京:印刷工業,1990,頁78-80。關於「華文正楷」的創制時間,兩書的年份記載有異,本文暫時採用前說。何步雲的資料認為這套字體於1932年由陳履坦書,1934年周煥斌等刻字,並於1937年製成「華文正楷」。
[4] 周博,〈字體家國-漢文正楷與現代中文字體設計中的民族國家意識〉,《美術研究》,2013年01期,頁16-27。
[5] 參臺灣商務印書館。
[6] 參柳和城,〈張元濟與商務印書館教科書〉,《 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06期,頁23-29。
[7] 參鄒振環,〈土山灣印書館與上海印刷出版文化的發展〉, 《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03期,頁1-4。土山灣印書館的史料,目前收藏於土山灣博物館,有興趣的話可以參考官網。
[8] 參王汎森,〈歷史教科書與歷史記憶〉,《思想》,第9期,臺北市:聯經,2008,頁129。
[9] 同註5。
[10] 參曾榮汾,〈教育部標準字體研訂的概況簡介〉,《辭典學論文集:文字學學術研討會》,1994,頁101-102。
[11] 相關討論見〈標楷體真的會讓人煩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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