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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兒女》 — 悲劇英雄那「不想長大」的蒼涼

2018/12/20 — 10:00

《江湖兒女》劇照

《江湖兒女》劇照

對我來說《江湖兒女》有兩場戲很好看:

一是廖凡飾演的斌哥在看那些英雄片時,一個不忍卒睹的低頭,在一幫血氣方剛的兄弟當中,成為一種異樣的風景;二是當趙濤飾演的巧巧出獄之後千里迢迢去找斌哥,此時的他已經和大學生的妹妹林家燕在一起。斌哥不知如何跟為了救他的命而坐穿了五年牢底的巧巧解釋,躲躲藏藏之後,終於被巧巧找到,二人找了間臨時旅館談判。最後,巧巧講了一句:「我不為難你,我幫你說出來了。」廖凡一愣,然後趙濤往門口走去,廖凡說:「是,你出獄的那天,我再怎麼說都應該去接你。」停了一會兒,然後就說:「現在也不遲。」隨即在床底拿出一個磁水盆,床頭拿起一份報紙,燒了報紙,當作火盆,給巧巧除霉氣。

我常常在想,《英雄本色》裡的小馬、豪哥、阿傑為什麼成為了一種「男性圖騰」,而《江湖兒女》中的斌哥跟那些「男性圖騰」的一樣與不一樣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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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一樣的,就是一種表面上是「悲劇英雄」實際上就是一種「魯蛇」(Loser),而兩部電影可以界分的線,就在於《英雄本色》給了這些男性一個可為兄弟情犧牲的「舞台」,那個舞台叫做「復仇戰場」,想想小馬說的經典台詞:「我等了三年,就是要等一個機會,我要爭一口氣,不是想證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訴人家,我失去的東西一定要拿回來!」

而他用甚麼去拿回他「失去的東西」?他「失去的東西」到底是甚麼?表面上,叫做「尊嚴」,但是剝開這個堂而皇之的外殼,他失去的,叫做「面子」。瘸了,拿個水桶幫人擦車,幫人開門賺小費,蹲在路邊吃便當。這些落魄對照的,都是他穿著西裝大衣,叼著牙籤、火柴,帶著雷朋的墨鏡的「風光」。風光,不是尊嚴,可是,卻是男性對於「尊嚴」的終極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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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兒女》中,斌哥不是甚麼真正的「大佬」。1990年代山西大同一個靠煤礦發展的城市,當然,大同現在已經是山西第二大城,但是,在那個時代,煤礦遷移,人口外流,老、窮、亂,外來的流行文化、次文化正在衝擊當地的年輕人,反叛既有的價值觀,一切都在動盪當中的一座過渡城市。斌哥,就是在那樣的一座城市當中,一個「混混頭」,跟著那些脫離第一級產業開始做實業的前朝大佬身邊,負責幹那些已經穿上西裝,喜歡上國標舞的大佬不願意做的打打殺殺的事情的人。

電影一剛開始,就把那種很江湖味的處理糾紛的方式用一小段情節給講述了一次,兩個兄弟因為借錢而爭吵,一個說要還錢,一個說沒借這筆錢,斌哥看都沒看,一邊打著麻將,一邊問話,最後,招呼一個小弟,去外面把關二哥的神像請進來,放在桌上,要那個否認借錢的兄弟在關二哥面前說實話,糾紛就這樣解了,兩人握手言和,一句話:都自家兄弟嘛。下一場戲,就是十幾個人每人倒一整瓶的酒到大臉盆裡,再用自己的酒杯去盆裡撈起一杯,喊一聲「走一個!(等於:乾杯)」然後大家一飲而盡。

風光的背後是甚麼呢?如果我們用四大名著裡的《水滸傳》來思考這個問題,就很能明白了。甚麼是水泊梁山?整個《水滸傳》的切分線在哪裡?就是「招安」。甚麼是「招安」?托塔天王晁蓋最早打起水泊梁山的旗幟上寫得是甚麼?就是「替天行道」。甚麼是「天」?天,就是天子,就是朝廷。招安,就是歸順朝廷。歸順朝廷又是甚麼呢?

就是回歸「體制」。

風光的背後,就是「不用照著規矩來」,可以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可以不用去想別人覺得對的事跟別人覺得錯的事,只需要去想自己的對錯就好。

江湖的風光,就是對於「自由」的想像。為什麼是一種想像?《英雄本色》用狄龍所飾演的宋子豪告訴我們一件事──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男性,對自己的自由,一直是有諸多幻想的,於是,我們會發現,幫派電影的那種兄弟情,在某個程度上,就是男性給予自己逃避孤獨的「合法性」。為什麼越想要自由,卻越想要把自己放在一個群體之中呢?為什麼越想要自由,卻越想要把自己一個人視作一種受壓,以至於要透過復仇,來把互相羈絆的情感,甚或是對於兄弟情的想像換回來呢?

《江湖兒女》的好看在於趙濤所飾演的巧巧是一個追逐男性幻想自己的幻想,到一步一步地明白這些逃避體制來換來風光的背後,那些脆弱、不自信甚至是幼稚、無法面對現實之後,用自己身為女性的特質,去重新定義原本掛在這些男性口中的那個「義」字。

在電影的尾聲,腦中風半身癱瘓的斌哥,從南方跑回了山西大同,找到仍在原來麻將房裡開業的巧巧。面對著自己肉體的失能,更痛苦的是,那些往昔的跟班改行的改行,混出頭的混出頭,時代在變,他們也都找到了自己的一片天。而斌哥就好像一個被整個時代拋棄的人,沒有了同儕,也沒有了風光,更不可能還有自由。

在整座廢棄的露天體育館,巧巧推著斌哥的輪椅,斌哥問巧巧:「你恨我嗎?」巧巧回答:「對你無情,就沒有恨了。」斌哥說:「對我無情,那你現在對我這樣又是甚麼意思?」巧巧停了一會,說:「我是江湖中人,懂個『義』字,而你,已經不是江湖中人了。」

《江湖兒女》是一部「解構英雄」的電影,但又不是那種《我在黑社會的日子》用一種反面教材的方式,去教育觀眾。賈樟柯的電影,有我不太認同的一面,在於他對1970到90這二十年有一種很深的情懷,迪斯可、排舞,工業城市轉變成商業城市,已經不是第一次出現在他的電影當中。但是,這一部,不是用甚麼大老想要退出江湖,兄弟情作為談論「江湖」的切入點,而是把男性對自己的想像所形成的假強大真脆弱,以及女性在男性的想像當中一點一點失望,又一點一點覺醒的過程給拍攝出來。

骨子裡,其實這還是一個彼得潘跟溫蒂之間的故事,到最後,巧巧不再做斌哥的玩伴,也做不成他的媽媽,彼得潘就繼續飛出窗外,即便,斌哥已經半身不遂,但他對英雄的情懷,使他的心,始終無法在現實中真正落地。

一個有槍卻無情的男人,跟一個被教會開槍有義的女人,《江湖兒女》與《英雄本色》最不同的是那個舞台不是華麗的復仇,而是蒼涼的「不想長大」,被犧牲的,不是用來擋子彈的朱寶意和梅艷芳,而是一個又一個,不懂愛的男人,與不再信愛的女人。

1986《英雄本色》,2018《江湖兒女》,從我出生,到我漸漸明白當個男性,在風光中的迷失,在愛裡的無能。

2018.12.19 想像破滅時,就不要用同樣的方法再構築起另一個想像。

(本文無題,題為編輯後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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