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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情感,是取得共鳴的萬靈藥? 談《哪一天我們會飛》

2015/11/17 — 12:22

《哪一天我們會飛》劇照

《哪一天我們會飛》劇照

(編按:含劇透)

「香港終於有《那些年》啦!」好多人看完《哪一天我們會飛》都這樣說,讚嘆黃修平拍出一部,勾起本地八十後校園回憶的作品。上映至今近半個月,電影票房收益超過五百萬,坊間口碑普遍正面,然而我卻認為《哪一天》雖然描寫夢想現實的落差,能為追夢當道的時代來一下當頭棒喝的警醒;但以遺憾作為主調,下手太重,反而造成煽情效果。相對導演前作《狂舞派》的文化意涵,《哪一天》顯得陳俗老套,不禁令我疑惑,難道「消費情感,是取得共鳴的萬靈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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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追夢的個人反思

兩年前的一套《狂舞派》,一句「為了夢想你可以去到幾盡」,上映旋即成為全城潮語。一部打正旗號講追夢的作品,到今年《哪一天我們會飛》,夢想仍然是主調,但情感沉澱得更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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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追夢很容易,實踐起來總是困難重重。無論幾重,其實都可以歸納成為一種,那叫做──現實。《狂舞派》描寫的大學生,正是最青春無悔的年頭。事業尚未起步,成本代價不高,自是可以為了夢想去到好盡;然而《哪一天》卻是設於是畢業後多年,當我們在社會打滾十數年,成家立室進入直路之後,黃修平口中的「初衷」,或曰少年時代的夢想,還剩下多少?

《哪一天》三名主角畢業以後與夢想的糾結,可謂沒一個有好結果。為了起飛到英國升學的蘇博文,是追夢追得最徹底的那一個,卻在衝上雲霄之前,發現自己天生色弱,最終以飛機失事結束生命,為夢想壯烈犧牲。看似忘記初衷的彭盛華,由當日的「手工王」蛻變成「建築設計師」,也算是向著夢想前進,只是昔日滿佈甜蜜機關的「玫瑰園」,今日變成客人永遠是對的「圓明豪園」。理想現實之間,他選擇了折腰。夢想是環遊世界的余鳳芝,曾經做過導遊,後來為無數的客人計劃行程,而自己卻是多年沒有出遊,突出「為喜歡而做旅遊,卻最終忙碌到自己都沒法旅遊」的諷刺。

黃修平從《狂舞派》取得名氣,光影夢想好像已經逐漸實現之際,來到《哪一天》大談華麗夢想背後的種種幽暗悲哀,恍如對追夢人生的一次反省,也是對自身經歷的一場驀然回首。當夢想漸成城內眾人的口頭襌,夢想到底是甚麼?除了熱情和勇氣,《哪一天》就似是溫馨提示,提示我們生命的主旋律叫「生存」。為了生存,我們執著了甚麼,又放下了甚麼?在「可以去得幾盡」的《狂舞派》激情之後,《哪一天》追問的是「忘掉或記住」的堅持。

《哪一天我們會飛》劇照

《哪一天我們會飛》劇照

 

消費情感的大眾文化產品

從導演角度觀看《哪一天我們會飛》,內容上無疑可見創作人的思考進路,然而作品本身表達手法,卻是充滿老套陳俗的橋段,叫電影流於消費情感大眾的文化產品,缺乏深刻反思的意味。

成長路上,我們或多或少都曾經堅持過一些,也失去了一些。三名主角失落夢想,或夢想受到現實扭曲的情節,尤其是彭盛華的角色──我不是遺忘自己,只是現實不由得我逃避,容易在觀眾之間取得共鳴。至於蘇博文、彭盛華、余鳳芝之間的三人行感情,時機不對,錯過最愛,留下遺憾,加上追夢者慘死,種種人生的遺憾,引發催淚點。

故事容易入口,觀眾容易在生活中找到呼應的例子而拍手叫絕,美其名可以稱之為「共鳴」,實際多少只是「覺得自己不再孤單的自我感傷」。當大家看完《那些年》,大喊「每個男人心中都有個沈佳宜」,再到看完《哪一天》又覺得「每個女人心中都有個蘇博文」的時候,到底跟《春嬌與志明》那句經典對白「人的一生總會愛上幾個人渣」有何分別?

沒有,它們都是大眾文化的產品。

文化研究法蘭克福學派提出,文化工業製造的大眾文化產品「再造了幸福感,壓制了反思。它許諾人們能從煩惱中解放出來,然而並不提供現實的解放,相反的,它只是使人們失去思考和否定的能力」。就像大家看《那些年》和《哪一天》一樣,在劇本中找到一個對應的位置,自嘆自憐一番之後,明天照舊準時九點返工──即是一場春夢過後,甚麼都沒有發生。

光影有啟發人心的能力,但同樣有消費情感的娛樂面向。兩者沒有高低之分,只是目標觀眾不一樣。追夢至死,婚姻維谷,幾乎是肥皂劇必備情節,卻不免令人慨嘆《哪一天》本身也似是服膺於某些「現實」,舉如:受眾人口、預期反應等。又,看《哪一天我們會飛》的那個上午,我是淚流滿面離開戲院,問自己到底甚麼要哭,卻說出不是甚麼原因。今日寫完了這一篇,我好像找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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