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無妨當西西弗斯

2019/7/12 — 16:28

【口述:黃飛鵬、文字整理:李海燕】

我經常鞭策自己,在年歲漸長之際繼續抱有開放性,不要嫌棄別人「一代不如一代」。

批評別人不懂或者質疑其思考方式的人當中,有大部份曾經歷過一個很「強力」的教育制度的洗禮。他沒有反過來對你說nonsense,已經算是給面子——想想,在那強力教育中被填塞了十多年,很多想法非常牢固,理論上,他應該會說一些很極端的話。如果他不這麼做,反而願意和你聊,那麼已經算開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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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崩壞的時代

用最典型的描述的話,我是「九十後」。儘管現在很多人認為我們這一代遇到厄運,我卻感到自己是相對幸運的——幸運在我騎在兩個有趣的時間段之上:對以前的事,不會完全沒有認知,我玩過「金絲貓」,「00後」是不會玩過金絲貓的。我也是個野孩子,常常在戶外玩。然後,我經歷了資訊爆炸。玩gameboy,與整個世界一起快速地成長。所謂快速是:在今天不出家門三年,比起在八十年代不出家門三年,將會面對的變化不可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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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我看到端倪。這個時代正朝向一個古怪的方向走,而我剛好帶著底氣,坐上這班列車。我知道在這之前的世界是怎樣的,但是不會極懐緬地說:「啊,沒有這些新事物之前,甚麼都很好」。我會觀察踪跡,例如由軟磁盤到usb。有趣的是:將一些事物淘汰,另一些便會進步,但是,是在向一個好的方向發展嗎?擁有一個更加厲害的東西之後,你會拿它來幹甚麼?思考這些令我很著迷。

身為一個創作人,生在一個崩壞的時代,其實也不錯。當然,某程度上我不喜歡這時代如此的爛,但同時又覺得它是一個很好的敵人:頑強,絕對不會讓你覺得沒趣,按玩遊戲機的邏輯來說,有厲害的頭目,自然會玩得高興。我覺得現在是一種這樣的狀態。裡面有很多沮喪、挫敗。但每當靜下來,就會想這場對抗很激烈,像在玩一個高難度遊戲,因為困難所以好玩。

在某些處境中,藝術有力量將既定的觀念扭轉,或者令大家重新思考。藝術除了是自我心靈滿足之外,同時是一種手段。你必須承認藝術對社會有影響力。我發現這手段頗適合我。它沒有太多強制性,可以讓你跟著自己的路去走。我著迷於嘗試改變社會規則。我想知道怎樣去經營一個社會,各種事情的起因和處理方法。也許我應該去從政吧。從政是一種手段,不過電影也是一種手段——是關於意識的手段。

電影不用道理來說服你

我很關注老年人狀況,心中有一個理想的藍圖。我沒有資本去建一間老人院,但有辦法敘述好的老人院是怎樣的,引發大家思考,是否真的可以那樣?是枝裕和是我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老師,另外必須要數楊德昌。他真的很瘋狂:瘋狂到對家庭的結構也提出疑問;他打開了一扇門,讓我們在門後找結局。將人生投放在電影中,我覺得很棒。

電影的好處是,它不用道理來說服你。它是emotional driven的,令你突然獲得insight。曾經有很多電影引導我提出各種問題,問了之後便沒辦法回頭——如果你是個願意思考的人的話。願意思考應該是那個世界的開端。不願意思考、生活只有服從的人,我沒有辦法幫你。只有自救。從問第一個問題開始,世界就不一樣了。我無法決定別人該怎樣走,但我希望令他們開始思考。這是我喜歡的工作。

我的工作——所謂導演的工作,很大部分是去理解別人。「別人」包括藝術門外漢。我喜歡接近他們,嘗試理解他們為何對藝術如此反感。你必須明白,各人的想法和意志都不一樣。一星期上班六天的侍應生,是不會用第七天去逛藝術館的。你要理解為何他會看電視或者玩手機遊戲——甚至是個連鍵也不需要按的遊戲。他只要看手機,就覺得快樂。

有時坐在人很多的地鐵車廂裡,我會想像這人那人乘車之前做了甚麼?之後將會做甚麼?為何到這裡來?要到哪裡去?我胡亂地猜:「看他這衣服……」「他做過甚麼令他如此睏呢?」每個和你在某一刻碰上的人,都不是憑空出世的,他「有前有後」,故事就這樣開始形成。每個人在自己的世界裡,都是惟一的主角。在玩這遊戲時,我發現世界的複雜程度比我想像中高,甚至可以說是恐怖。你看,整條西洋菜南街上的人都有過初戀。這件事是很難受、很難猜測。它真實,所以它必須這麼複雜。因為複雜,因為矛盾,你才會看見那個人,你生不了他的氣,你會想:為什麼他罵我時,我不會覺得很難受。他好像想發泄工作壓力多於真的想罵我。在承受你的觀感時,能否理解別人的觀感?我認為這是拍攝賦予我的生活的sensation。

人總有選擇,人必須選擇

假如有多元平行的時間線,我們會因為不同的選擇,去到不同的結局。我總認為命運是由自己決定的。我們有選擇。我不介意別人做任何選擇,只要清楚是自己的選擇就可以了。喜歡炒賣房子的,可以完美地炒賣,完美地剥削別人,只要清楚不後悔,覺得將人生投放在這樣的事情上沒關係,就行了。如果生在敘利亞,會棘手一點。但在香港,有選擇是一定的。在香港說「不行,我明天要上班」的你,請想清楚,不做這份工,總會有另一份。我不喜歡被唬嚇。「條路自己揀,仆街唔好喊」。小時候選擇去打球不唸書,上不了大學,做一份勞動的工作,這路是在你一個又一個選擇中慢慢地define出來的。當然社會上有一個很巨大的機器將事情往一個方向推。但我相信人沒那麼容易死。在敘利亞,我無話可說,那裡有一個更大的機器在壓榨人的生命,特別在戰爭過程中。撇開戰火,在主要被資本主義壓迫的情況下,人總有選擇。沒有人可以逃離那個壓迫,但你可以選擇怎樣面對它。甚至是事情的觀察點,你也絕對可以轉換。

我是從何時開始認識選擇這回事?究竟在甚麼時候,我開始判斷哪些是好音樂?第一次聽到坂本龍一的音樂時,我已經覺得很棒。當時我還未接受任何所謂被認可的藝術教育,最多是看看電影而已。在理想的填鴨式教育裡,我只是其中一份子,沒有甚麼特別的才華。為何我懂得辨識好音樂?品味需要很長時間的培育,看你有沒有耐性。任何人只要願意靜下來,看電影,思考一下;聽音樂,又思考一下,可能很快便能夠明白這些事物的好。

在這次研究過程中,我認為與我同組的藝術從業員,對傳統藝術形態的想法是蠻牢固的。在我來說,其實藝術沒有甚麼形式可言。有些看似很瘋狂的事,在我看來不過是思考方法之一種,但是組員們好像對那些沒有多大興趣。在這事上,我和他們有頗大分別。我的工作要求我處理很多雜事,而他們的工作或者藝術訓練是很專門的。例如畫家有他慣用的手,而我沒有,因為我不需要。我想去經驗他們的那隻「手」,想後退一點,去接納不同的事情。

我也有想過要不要去移動一下他們?移動與否,也是一個選擇。我很願意擔當一個不討好的角色,但是他們有沒有那個想要移動的心?可能因為大家對我的理解不深,會慣常地用了某個形式保護自己。不能夠和不願意的分別是,如果令他人不願意,便違反了參與研究的初衷:「按各自的方法去做。」我不喜歡違反它。當看到別人有保留,我就會放開一點,沒有必要去干預,會尊重他們的意願。

不過,我有一個實驗的點子,蠻想讓組員嘗試一下「服從」——很壞的那種。我要你站你不敢坐。但是,即使在一個非常煎熬的系統之下,你的思想仍然是自由的。就算你把指令做足了,你的思想還是自由的。這個想法對我來說,是一種解放:我和系統的關係是,只要我不容許,它無法進入我的腦袋。其實我們可以有另一種生存哲學:當西西弗斯是無妨的。在商業世界的西西弗斯都很有趣,甚至比在制度內的人更藝術。

(註:黃飛鵬是電影導演,「觀。聲。陣」研究員,在2018年4-7月進行工作室駐場行動研究,按個人對主題的解讀設計與藝術實踐相關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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