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無法描述的易陣者經驗

2019/8/2 — 16:14

【口述:陳婉秋、周堃怡;文字整理:李海燕】

周堃怡和陳婉秋,不下一次在「觀。聲。陣」開放工作室以「易陣者」身份與駐場研究的藝術工作者互動。周不諱言,有個別研究員的設計令她失望,彷彿感到切膚之痛,她猜想這強烈的在意感也許跟自己的職業有關:「教師每天的工作是程式化的,不太需要用腦。點名、檢查功課、教課;所教的內容十多年來沒有很大的變化。『觀。聲。陣』的研究員為我開啟了一扇窗,讓我勇於在面對現今瀰漫香港的無力感時,思考可以做甚麼。印象深刻的一次,是(研究員)曹德寶著我們翻滾。我觀察到不同人面對恐懼時態度的差別。記得(研究員)史嘉茵相當冷靜。她靜下來,看着其他人做,之後想嘗試,但最後選擇不強逼自己。類似的情景使我在面對生活時,想像空間擴大了。」

要獲得類似周的參與經驗,陳婉秋認為「需要易陣者本身有一種意識。以自己來說,我習慣了『看表演』,熟知在那種模式之中應有的位置以及行為。但是身處開放工作室的環境時,我手足無措,單單是存在於那個環境裡,已經感到不自在。我不知道研究員有甚麼行動計劃,於是必須主動去找一個可以安放自己的位置。雖然我知道這很重要,但是我還是在適應中。記得有一次,(研究員)宋本浩和其他易陣者在看錄像,(研究員)楊怡孜在他附近,我則坐到外圍,沒有加入互動,卻也感到自己和行動中的他們是同在的——雖然其他人大概不知道我的觀看其實是種參與。平常很少看見人們平行地做着各自認為有意義、或者想做的事,作為目擊者,這個畫面對我來說,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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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她無法述說這些經驗。「我想跟別人說我參加了開放工作室,但是無法說出口,因為描述不了它的經過;而且就算說了,他們大概也不會明白發生了甚麼。直接說『行動研究』的話,根本沒有人會懂。在參與的過程中,我不斷思考,其過程和主題卻難以言傳。或許是我無法說明我的思考與世界或者身邊的人的關係。本來就沒有環境和氛圍容讓我們去做這些事。別人的不理解,令我感到割裂。我在那段時間參與了那個活動,這事和整個世界無關。我有這樣的感覺。」

作為教師,二人如何思考自己的易陣者經驗和教育制度的關係?陳婉秋說:「不同的社會和經濟因素,令香港人的思考空間只容得下『如何生存』這命題。有關個人和家庭的考慮已經填滿了整個腦袋,人只能在實際的層面上想事情。所謂生命的意義、他人、世界等等的思考,都受到限制。幼稚園老師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些老師根本不想在幼稚園任教。這不是本末倒置嗎?」周同意陳的觀察。「我最近要求中三同學作文,沒有定下題目,結果收到的文章非常好看、真誠。到了測驗考試,文章又不好看了。為什麼會這樣?學生們說,因為要考試嘛。我們自小被訓練如何『懂得做一個人』,滿足社會要求,很多人因此『成功』,包括我:通過考試,成為老師,有穩定收入,有能力租住房子,假期多,人工高。但是我懂得生活嗎?很多人活得不快樂,我身邊有很多不開心的人。從小到大,沒有人教我們如何讓自己快樂,只教守規矩、讀書、考大學。」與周是中學同學的陳說:「問題的癥結是,很多為他人而活的人沒有覺得不好,反而感到安全。既然其他人都這樣過,你要我如何我便如何。當中沒有思考。如果我們能夠懷疑一下,已經會產生很大的分別。因為沒有自己,所以容易受人影響。」雖然大環境很強、價值觀很牢固,制度很難改變,但是周堃怡認為不要絕望。「在生活上一步一步地走吧。《觀。聲。陣》在階段與階段之間的累積,告訴我們完成一個活動並不是完結,可以透過其他媒介繼續反思,和別人感通。這種態度是香港教育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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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秋回想自己還是學生時,學「藝術」等於要造出美觀、以及他人能夠明白的「藝術品」,要「轟天動地的」美麗,連壁報板都要美。她於是問,「藝術品可以不美觀嗎?可以只在於製作的過程嗎?」現在長大了,她更深信人們都把藝術放在過高的位置了。藝術其實是日常生活,人人都需要。藝術可能是形式,更可能是一種修辭。如果我們不再用藝術的眼睛看世界,與它的距離將會愈來愈遠。然而,「我覺得困難。現代人過分依賴科技,出現了複製人或機械人便以為甚麼都可以被複製。藝術是無法被複製的,因為它感性先行。它應該是永遠的。」

(註:陳婉秋和周堃怡是教師,觀。聲。陣「易陣者」。

「觀。聲。陣」誠邀對香港表演藝術文化帶着想像的個體,成為「易陣者」。易陣者視表演藝術為平等參與的聚合,表演者和觀者各司其職,承擔創作、闡述和接收舞台作品的權力和付出,以行動構築文化想像,重置藝術創作和表達的核心。假如以買賣定勝負是今天的藝術消費陣式,易陣可以如何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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