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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於平庸即邪惡-從舞台劇《平庸的邪惡》看行動的生命

2019/3/6 — 20:59

Source: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 Alice Theatre Laboratory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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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觀是邪惡的;語言是邪惡的;月亮是邪惡的;
脂肪是是邪惡的;愚蠢是邪惡的;邪惡是邪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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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劇《平庸的邪惡》以一段重複的雙人舞拉開序幕,台上演員儼如扯線傀儡被一根無形的絲線操控,他們以無感情的語氣重複地念誦著教條。

《平庸的邪惡》為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以關於納粹德國前高官、清洗猶太種族「最終解決方案」的主要執行者-Eichmann 在耶路撒冷受審的紀實報導。鄂蘭提出了「惡的浮淺性」的概念,以形容負責把過百萬猶太人運送到不同集中營的Eichmann。他安份守己地執行上司命令,格外勤奮工作只為了晉升機會,和我們擦肩而過的任何一位平凡人無異。在官僚體系下,作惡的人並不必陰險奸詐,只要缺乏思考(thoughtless)就有機會成為罪犯。如同那些在媒體面前穿戴光鮮的人複讀機,總以某種範式的官腔回應一切問題,如果說「權力使人腐化」,正正是由於長期浸淫在一整套官僚的語言之中阻斷了他們的思考。邪惡,就是不加批判地接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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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劇《平庸的邪惡》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由台灣楊景翔演劇團開始,講述一對平凡台灣夫婦遊覽奧斯威辛集中營遺跡,沿途回憶起他們作為受難者家屬後代,經歷的白色恐怖時期。他們說起生硬的閩南話,甚至無法再流暢地與家鄉的阿嬤聊天,脫口而出的英語單詞直指某種進步價值。殖民時期的系統性現代化使得人們漸與這套語言盛載的文化母體疏離。生活語言的退化,從日本佔領台灣的那天就開始。演員二人以牛皮紙蒙頭,互相跳起一段身不由己的舞蹈, 在閩南話與身份政治之間遊移。那張蒙蔽著他們雙眼的紙,隨著故事發展的鋪展與摺疊而起皺,如同權力隨著時間在他們身體之中刮除與覆寫的總和。背景上的紅外線從頭到腳掃視著每一個人,恰似無時無刻的審查與放大檢視。可怖的是,我們不曾深究過它運行的基準,邪惡隱匿在其中,如此深切而又近在咫尺。

Source: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 Alice Theatre Laboratory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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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而言,由愛麗絲劇場實驗室負責的第二部分則沒那麼多詩意與抽象的表達。故事以詼諧化某種神秘儀式開展,四位角色分別冠以不同哲學家的名字,例如書店老闆「Plato」、師奶「Simone」等加入了神秘組織「解N會」後,需要就「納粹」一題在組織大會上發表匯報。這種直白雖然貼題,卻又流於單向式授課講解;演員分飾鄂蘭本人及報告者「Simone」,但由於重現審判的場面甚多,以致無法凸顯出鄂蘭思想在「Simone」身上造成何種影響。整個第二部分給觀眾上了一課漢娜鄂蘭的雞精班,但在自身的故事-四位角色上的著墨點不多,發展欠奉,有點可惜了這樣有趣的人物設定。承接到港台兩地合作排演的第三部分,兩岸演員以不同語言玩遊戲,帶出政治或日常有如在前進或退卻般變動不居,這部分用意明顯,但卻無助深化劇作對邪惡的討論,使最後宣言式的「我存在,因為我玩遊戲;我玩遊戲,因為我存在」顯得無力。而最後拋出連串問題結尾,到底只是一種過度使用的形式,抑或能使作品的討論昇華,觀賞者自有答案。

行動的生命之於世界

在此劇的最後,演員們再次以牛皮紙蒙頭,這次他們不再牽著彼此,而是歪著頭滑起手機來。打著後戲劇旗號拼接、並且不斷在畫外音出現的公共領域/私人領域問題,似乎終於碰撞出火花。

在漢娜鄂蘭另一著作《人的條件》中,她把私人家政與公共領域區分開來,例如家僕作為奴隸,其活動必須隱藏在私人領域裡;而主人作為公民,其所從事的活動是會被看見、聽到 、記得。 鄂蘭認為,公共領域必須靠「行動」開顯,而行動的目的不僅是出於私利 ,人們圍著不同目標行動,是為了共同的世界,為了居間世界(in-between)。而這些行動創造出我們生活的世界,仰賴著他人的臨在,這些行動因而被記著及傳頌,確保了這個世界的恆久性。從柏拉圖以降,西方政治哲學傳統都很強調「沉思的生活 」(vita contemplativa),但鄂蘭則為「行動的生活 」(vita activa)平反。人類作為複數的存在,透過政治行動體現彼此的多元性,公共空間才得以開顯。

但在今天的社會,人們僅僅作為勞動者、產品的生產者相遇,人們從古希臘時代的agora退守至屏幕一角,公共空間的萎縮使人處在「寂寞」(loneliness)的狀態之中,這種孤獨感還會滋養極權主義的成長。鄂蘭認為唯有透過言說與行動,人才能夠揭示自己是誰;通過行動,人才能夠回應世界。在眾聲喧嘩當中,世界因著多樣性而擁有不同面貌,因此不存在只有一種理解方式的世界。

燈滅,演員背著觀眾,魚貫地面向牆壁坐下,牆上投影著連串似是而非的問題,我們彷彿回到柏拉圖的洞穴。進化與退化是這個時代的一體兩面,無論是牆上的投影抑或是手機屏幕,無數知識溢出只為啟迪被捆綁著的我們,然而卻更輕易叫人墮入龐大的空洞。演員退場後獨剩台上的幾張空椅子,也許屬於梵高、鄂蘭、或者你與我的。人是必朽的,但他能夠透過行動與言說在群體的記憶裡持存,此時他的缺席,才更凸顯他的存在。惡的浮淺,意味著罪行的「無根性」,由於無所限制因此可以走向極端,而思考過去的事物正能穩固我們的根基。思考,不是一個空洞能指,儘管此劇有著瑕疵,也略嫌拋擲出太多虛張聲勢的問題,但若能引起未聞鄂蘭的觀眾捧起其著作一讀,也已經足夠激起一道漣漪,讓人們不僅是消費劇場、拋回自我。正如鄂蘭所言,人文素養無法靠離群索居獲得,唯有投身在公領域的冒險,展現我們的此時此地,把自身織進關係網絡,方可企及。

Source: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 Alice Theatre Laboratory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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