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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取丹心 — 雨傘時代我們有詩

2015/3/20 — 14:38

為當下發生而即將成為歷史地標的大事件譜詩,似乎是一件應然的事。即事的詩可以作為時代的見證人,以第一手史料的光環映照時局的嬗變;當時當地的書寫亦是一種先天的侷限,是否有足夠的定力和勇氣揮舞董狐之筆,刺穿年代的煙瘴,將決定詩所能抵達的未來有多遠。

以香港本土詩而論,近代最大型的時局詩爆發,可能是六四屠殺。事件的本土性常常被忽略,但是對幾代香港人來說,可說是民族與身分認同或決裂的再啟蒙。後來的都是歷史了,而繼續書寫者不絕如縷,漸成一種回憶的儀式,跟悼念集會一樣,與遠在木樨地的熱血遙相呼應。雖然如此,問起六四詩,讀者還是很容易想到也斯的〈靜物〉,那寫於 1989 年而穿越到今日的文字仍然靜靜地閃亮。

近年的李旺陽事件可說是六四最大的餘波,烈士至死不回頭,激發香港詩人懷著敬意和恨意織出厚如未昭之雪的詩篇;而這一批即時寫作將如何置身本土文學歷史,有多少滯留而多少穿越,此問為時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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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浪前後呼應彼此,直至雨傘運動,如此一場浩浩蕩蕩的革命,詩自然不會缺席。雨傘運動可說是香港人的覺醒,不只是因為施政無方、民怨爆發,而是索問自由、公義,若說這些是很大很虛的詞彙,那麼踏實地說,就是追求公民的尊嚴和命運自決的權利。

異於六四詩無可避免的哀痛和憑弔、風雨雷電;雨傘詩更像是從霧中探射光線,向外尋找,雖有悲憤惶惑而不可同日而語。面對雨傘的浩浩蕩蕩,我有理由相信寫詩的他們都是一片赤誠,他們當中不少日夜守護街頭,更多是憂心而夜不能寢,詩是在如此起伏的情狀下苦苦琢磨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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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事件當前,詩人宣告和表白、歌頌與詛咒、動情及說理。無疑,詩人在自我紀錄、整理的同時,詩是為香港向世界而寫、為今日向明天和後來者而訴的。但是,在大環境下的書寫很容易墮入集體印象的窠臼,寫出意象、切入角度相似的詩而失諸個人體驗和洞見,而情緒飆高所營造的激情寫作也有架空詩歌令其浮淺之虞,如何拿捏,相當考作者的眼界和控制能力。

就如六四詩幾乎離不開廣場、血和子彈、夜與黎明、學生對坦克;雨傘詩也常見馬路、佔領、帳篷、黃絲帶、胡椒噴霧、警棍、鐵馬、警察對學生、自由與盛世謊言、美麗香港對決大國強權,這些都是相當喧嘩的詞語和結構。但是詩不是拼圖,推砌並未足夠創造出雋永的作品,而我更願意撥開這一切,去閱讀詩人藏在圖騰背後的真心。

接下來我或會不定期介紹幾本為雨傘運動而寫的詩輯,例如是廖偉棠的攝影詩集《傘托邦》、聲韻詩刊的合集《黃詩帶》、陸穎魚詩集《晚安晚安》當中的黃紙詩輯、台灣《衛生紙詩刊》的雨傘革命專題、明報世紀版的雨傘詩系列等等,最怕這種承諾了,總之隨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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