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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銀行計劃書變成獨立宣言:滙豐銀行的建立與香港金融民族主義

2019/2/21 — 11:16

滙豐銀行,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滙豐銀行,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文:謝淏嵐】

生活在今天的香港,不可能不知道滙豐銀行。甚至在香港以外,滙豐銀行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國際地位 — 英國最大商業銀行,也是世界第三大銀行集團。滙豐銀行的成功,無疑是香港資本主義的歷史中最引人注目的篇章之一。不過,除了創造出「亞洲四小龍」 和「紐倫港」神話外,滙豐銀行的建立也體現了香港民族主義的其中一種最早期的形態。

1864 年的香港,已經開埠廿三年。自由港的地位,加上地理位置的優越,此時的香港已是不同的企業林立,當然也有不少銀行。當時香港已有東蕃匯理銀行、有利銀行、匯隆銀行、Asiatic Banking Corporation、呵加剌银行、利生銀行、印度銀行、西印度銀行、化(法)蘭西銀行等,為港人熟悉的渣打銀行的前身印度新金山中國匯理銀行也在 1859 年於香港開設分行。除銀行外,還有五六家有銀行業務的企業,香港已是一座頗具規模的金融城市。

此時,一群遠在孟買的蘇格蘭和巴斯(信奉瑣羅亞斯德教,即拜火教的波斯人)商人卻看到香港的銀行體系仍有開發空間:現有的銀行都以兌匯業務為主,對本地商貿發展的興趣不大,且都是外來銀行開設的分行。這群以蘇格蘭和巴斯商人乘著 1860 年代英屬印度的銀行創業潮,便打算也在香港的銀行業參一腳。於是,1864 年 6 月 23 日的《印度時報》(The Times of India)刊出了一間「中國銀行」(Bank of China)的招股書,招三萬股,每股二百盧比,共籌六百萬盧比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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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後,遠東最大航運公司 P&O 的香港總監蘇石蘭(Thomas Sutherland)在自孟買開出的新加坡號輪船上收到中國銀行即將成立的消息。蘇石蘭顯然對一群來自孟買的商人「踩過界」相當不滿,尤其是這間號稱要以香港為中心的「中國銀行」的三萬股中,只有五千股給香港商人認購。新加坡號帶著蘇特蘭和「中國銀行」 成立的消息,在7月22日抵達香港。蘇石蘭運用他在香港商界的影響力,延遲了這個消息在香港的發佈,而緊急調集香港幾乎所有重要洋行大班,準備成立一間屬於香港商人的香港銀行。

 六天後,孟買「中國銀行」的招股書出現在香港《孖剌西報》(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的版面上,而且是在正文而非分類廣告中。招股書是夾在一篇短文中刊出的,文中大肆批評香港商人的不團結,導致「幾個在孟買的蘇格蘭和巴斯人,都可以在中國成立一堆銀行。明明沒什麼錢,但他們卻有眼光和頭腦。他們看得到康莊大道,還有一群自以為是的驢子附和,那當然就能成功了。」文中又說,「即使是一條毛蟲,在被迫往絕路時也會轉身抵抗壓迫者」,因此,「我們期待這則消息已引起這個社群的公共精神,並決心成立一間以香港為中心的銀行,且能募集龐大的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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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傍晚,《德臣西報》(The China Mail)晚報刊出「香港上海銀行公司」(Hongkong Shanghai Banking Company)的招股書,註明招兩萬股,每股 250 元,合共五百萬港幣資本。觀乎這間「香港上海銀行」的臨時委員會,各大洋行都有份參與,如巔地、瓊記、禪臣、太平、沙宣、公易等,且不止英國,這些成員還有美國、德國、猶太、巴斯、甚至丹麥血統。不過,若到了這一天報紙仍在批評香港商人不夠團結,那這個籌組過程顯然不是這麼順利。一些熟識香港殖民早期商業發展的讀者可能已經發現,兩間最重要的洋行,怡和及旗昌,並不在委員會之列。事關怡和及旗昌的最大競爭對手,正是巔地和瓊記,自然是不肯一同合作的了。旗昌兩年後才加入銀行,而怡和更要等到 1867 年寶順破產後才入股。

當「香港上海銀行」成立的消息傳回孟買,竟把「中國銀行」的孟買商人們嚇傻了。他們原以為香港方面會熱烈響應並認購在當地開放的五千股,沒想到香港商人居然打算自行籌辦一間銀行對抗。不過,孟買商人們似乎仍抱有信心,9 月 8 日的《印度時報》報導「中國銀行」的創辦人們在印度及中國金融協會的總部開會,他們認為「那間本地銀行並不算受歡迎 … 純粹投機而已 … 只有六千股被認購 … 我們成功的機會至少和他們相等」然而,事實是「香港上海銀行」的兩萬股在一星期內已在香港和上海全部售出。他們要到 10 月 26 日才知道「香港上海銀行」已經集資成功的事。他們曾經向香港方面提出兩間銀行合併共同經營,但遭香港方面在 12 月拒絕。

孟買—香港的競爭之局既成,兩家銀行現在都必須搶先申請到政府的特許。孟買方面似乎在 1865 年 1 月時曾以為自己會佔上風,因為他們的律師才剛完成另一間銀行的申請手續,已有不少經驗。可是,他們要到2月才寫好計畫書的草稿,3 月 11 日才交到在倫敦的財政大臣手中,而香港方面在香港總督的幫助下,早在 3 月 1 日已交出計畫書。不過,香港方面由於香港本地銀行立法問題,特許申請遲遲未能獲批。眼看孟買「中國銀行」就要早一步申請到特許之際,孟買卻在此時爆發金融危機。1865 年 4 月,印度棉花失收,以投資棉花為主的孟買銀行一個接一個倒閉,「中國銀行」的投資者們陸續出現財政困難,申請特許的事自然也被拖延。1866 年 10 月 4 日,「中國銀行」終告解散。

至於「香港上海銀行」,則在 3 月 3 日宣告開業,4 月在上海開設分行,7 月更開到倫敦去。1866 年,銀行在上海的買辦古應春為銀行取了一個粵語、上海話和官話發音都相近的中文名稱:「滙豐」,取其「滙款豐裕」之意。同年,滙豐銀行正式取得政府特許證,英文名稱亦由 Hongkong Shanghai Banking Company 改為Hongkong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更開始發行港幣鈔票,銀行後來更請來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題下「滙豐」二字,印在紙鈔上。

滙豐銀行的成立,幾乎都是以對抗海外資本為號召的。蘇石蘭在 1909 年滙豐銀行的週年晚宴上回顧當初建立銀行的故事,他當初收到孟買「中國銀行」成立的消息時,認為「如果在中國的商人是如此的不愛國,如此缺乏公共精神,而屈服於孟買商人把他們置於這種屈辱境地的話,我想他們真的活該承受任何可能降臨在他們身上的惡果。」在這裡有趣的是,蘇石蘭把屈服於孟買的香港商人稱為「不愛國」(unpatrotic),這個「國」是什麼「國」?顯然不是英國,因為孟買方面的那群商人,和滙豐銀行的班底一樣,也由英國和巴斯人組成。蘇石蘭也沒什麼理由會效忠清朝,那麼蘇石蘭要求眾商人「愛」的「國」,唯有是香港。這群商人都以香港為中心,而滙豐更是當時遠東唯一立足於本土而非倫敦或孟買的銀行。在這裡,或許我們可以說一種香港身份認同的雛形在這群商人之間形成(說到底,為什麼我們一定要用「英國人」、「印度人」來標籤他們?他們移居香港,在香港打拼,不也是香港人嗎?為什麼在歷史論述裡只有「華人」才算是香港人?)。中研院朱瑪瓏教授認為滙豐銀行的成立是一種「東亞的金融民族主義」,而滙豐的創辦計畫書,就好比是香港的「獨立宣言」一般。

到頭來,籌組滙豐銀行也不完全是以利益先行,畢竟他們可以直接入股「中國銀行」就好。滙豐銀行的籌組,正是為了建立一個屬於香港,由香港商人擁有的香港銀行。時至今天,滙豐銀行在香港準中央銀行的地位仍未改變,鈔票仍由滙豐和其他兩間銀行發行,政府發薪仍透過滙豐執行,滙豐也仍是最為香港人熟識的銀行。世上民族主義千百種,「金融民族主義」可能確是最適合在香港醞釀的一種。或許當滙豐這個世界金融帝國將他的「首都」從泰晤士河畔搬回維多利亞港沿岸之日,就是香港人重新主宰自己命運之時。

 

參考資料:
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Hong Kong:  28th July, 1864.  Collected by Hong Kong Public Library Online Hong Kong Old Newspaper Collection.
The Times of India, Bombay:  23rd June, 1864.  Collected by the British Library.
Collis, Maurice, Wayfoong: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a Study of East Asia’s Transformation, Political, Financial and Economic, during the Last Hundred Years.  Faber & Faber Ltd., 1965.
King, Frank H. H., 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朱瑪瓏,〈信任的邊界:1860年代香港與上海的「港際情報體制」與滙豐銀行的成立〉,收錄於劉序楓,《亞洲海域間的信息傳遞與互相認識》,臺北:中研院,2018年。頁475-506。

延伸閱讀:
Kynaston, David, Richard Roberts, The Lion Wakes:  A Modern History of HSBC.  London:  Profile Books, 2015.
劉詩平,《滙豐金融帝國:140年的中國故事》,香港:三聯書店,2006年。
馮邦彥、饒美蛟,《厚生利群:香港保險史1841-2008》,香港:三聯書店,2009年。
馮邦彥,《香港金融史1841-2017》,香港,三聯書店,2017年。

 

作者自我簡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歷史系研究生,專長香港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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