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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愛相殺,相殺相生

2015/12/5 — 13:10

圖片來源:中國之星片段截圖

圖片來源:中國之星片段截圖

(編按:本文刊發於騰訊《大家》,有所刪節,現得到作者授權全文刊發。)

香港大文人陶傑近日威風凜凜令旗一揮:「中港決裂,不但足球,連演藝娛樂也全面宣戰。」

一看又有好戲可看,我趕緊搬了小板凳過來圍觀。可惜沒看著青龍偃月刀或丈二長矛,卻見到陶生精心捏造了一個小泥偶,自顧在泥偶上一根接一根戳針,為了讓戰況更酷烈,還端了一碗雞血灑到泥偶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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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在《蘋果日報》的這篇文章劈頭引述了一段「崔健言論」:

大陸前輩「搖滾樂歌手」崔健忽然炮轟香港,接受專訪,聲稱:「我聽不懂粵語,也討厭香港人只懂拿『海闊天空』等老歌自我陶醉一番。老是緬懷過去,老是浸淫在二三十年前的文化,說明香港的可悲。香港近二十年,完全沒有誕生和輸出任何優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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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所謂「崔健炮轟香港」的言論,顯然是《中國之星》節目播出後引發的所謂「崔健炮轟許志安」的一個升級版。好幾位香港作家朋友給我發短信或微信,質問崔健為何會說出這樣的話,我這才進一步認識到陶傑先生在香港是如此一言九鼎,如此具有公信力。

崔健的原話,從進入傳播的開始就是被閹割的,《中國之星》第二期節目播出時經過了剪輯,而經過從電視臺到網路媒體的層層剪輯,總是越來越斷章取義,最終自然是標題党勝利一統天下。我特意找來圍繞「許志安事件」,未經剪輯的原始錄音記錄,以下還原的,是崔健和林憶蓮在點評許志安時的完整對話:

崔健:謝謝,我真的是對這首歌實在是不太瞭解,我也沒有聽懂,我再仔細看這個歌詞。所以我特別想說,上次跟你聊天以後,在休息室最後等結果的時候,我第一個跟你說話的,我覺得你特別寬容,因為我覺得我上次有點不禮貌,上來就問歌詞誰寫的,好像你當時也沒回答出來,因為我當時我只是想找一個溝通的橋樑。因為我確實對陌生的一個歌曲和一個世界,我希望找一些依據找一些通道,當然你特別寬容,你說你一點不介意,謝謝你。下邊我想跟阿蓮聊一聊,你為什麼想選擇安排這樣的歌曲?我想問一下,你知道不知道,咱們這一台晚會,大部分的歌曲都有點雷同?都是有點慢的情歌。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我知道的話,我可能不會讓楊樂剛才唱那首慢的歌,我希望讓楊樂唱一首快的歌。

林憶蓮:第一,我覺得我會尊重歌手他自己本身他要唱什麼樣的歌,他對這個歌的情感。《怎麼捨得你》這首歌,其實在香港,是很多很多朋友心目中被打動的一個歌。

崔健:可是我覺得咱們現在生活在21世紀,2015年,我知道這首歌是上一個世紀的歌對吧?所以你唱,讓現在的觀眾,年輕人聽一個老歌,而且用廣東話唱,你的寓意是什麼?我想大家是否也渴望得到一個有意義的回答?好不好?

林憶蓮:我覺得第一他是代表香港的歌手,他其實也需要很多的勇氣,在中國的舞臺上面,用自己最熟悉的母語來跟大家溝通,來唱這首歌。其實音樂是一個大家共通語言,最重要的是音樂裡面表達的感情情緒,我相信大家應該有感受到安仔的投入跟表達這首歌的感覺。

觀眾:能。

林憶蓮:對吧?

崔健:可是我覺得一個真正代表一個區域的一個文化,不光是一個語言,應該有他的精神,應該有他的獨到之處,甚至有他的堅持。可是我更渴望聽到來自香港的,代表他們香港本地人聲音的一些音樂。當然聽流行歌曲,也許很多人會認為,20年以前的香港的情歌已經足夠代表香港了,但是我堅決不同意,為什麼沒有更現代更年輕一點的香港人,來登到大陸舞臺上,去表現他們自己的聲音?讓我們大陸人也多瞭解一些香港人好不好?不要再看到一些亂七八糟的新聞,讓我們去錯誤地認為,香港人是這麼看大陸人。

林憶蓮:這一點,我絕對同意,我絕對也支持在香港應該有更新的音樂的創作。安仔他拿了他心中很重要的一首香港的歌曲,用他現在在2015年,用他的表現的方式,全新的編曲,去把這首歌呈現給大家。

我上網查找陶傑引用的「崔健採訪」出處,甚至發動香港媒體記者朋友幫我找,但至今沒找到,搜到的唯一源頭是陶傑本人。我又致電崔健,他表示在該期節目錄製之後,就該話題他未接受過任何採訪,發表過任何言論。

那麼就只好請教陶傑先生了:閣下引用的崔健「接受採訪」的言論是從哪兒來的?因為包括我在內的廣大讀者,都很不願意相信您是一位造謠者。陶傑告誡:「請崔健脫下蒙著眼睛的那條紅絲帶:不要裝瞎,也不要裝傻。」我倒是忍不住腦補了一下陶傑用紅絲帶蒙住眼睛的光輝形象。言論自由必須捍衛,見解不妨劍拔弩張,但不說謊不造謠,總是底線吧。

崔健言論的重點是:「當然聽流行歌曲,也許很多人會認為,20年以前的香港的情歌已經足夠代表香港了,但是我堅決不同意,為什麼沒有更現代更年輕一點的香港人,來登到大陸舞臺上,去表現他們自己的聲音?」

而陶傑以莫須有的資訊為根據,跟風車鬥得天昏地暗不亦樂乎:「首先,崔健以『我聽不懂粵語』來宣示他的『大中華式傲慢』。既然你聽不懂,又何來知道香港二十年前有『文化』….」又進一步展開臆想:「請問這位崔大哥,近二十年香港為什麼沒有了?他的意思,是不是二十年來因為香港換了一面國旗?」

陶傑這樣在夢裡左右手互博,還沒把自己掐醒嗎?

受錯誤的資訊誤導,原本頗有價值的關於香港流行音樂文化的一場討論,迅速演變為陶傑酷愛的陸港大戰。有位論者 Josef L更斷言:「只要在網上找找,我們都知道崔健一貫鄙視香港文化。」但他沒有提供論據,估計是把批評香港商業娛樂機制,和「鄙視香港文化」混為一談了。有關崔健和香港文藝的關係,就不提二十多年前和Beyond張國榮等人的交集了,只說近的,例如崔健一直喜歡達明一派,他看過達明一派2012年紅磡演唱會的影碟,讚不絕口,在那場演唱會上,達明一派率領一群青少年以崔健《一塊紅布》的經典造型 — 用紅布蒙住雙眼 — 來翻唱平克·佛洛德的《Another Brick On The Wall》,而幾個月後,崔健在深圳演唱會上也向達明一派遙相致意。並且黃耀明和崔健還曾相約找機會合作;不管是大懶堂的主腦MC仁,還是張曼玉,他們在北京的音樂節上演出,崔健都專門去看。他承認自己不太瞭解香港新一代音樂,但他瞭解何韻詩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音樂會,何韻詩還在音樂會現場和他連線對話;據說最近他還聽了My Little Airport 和盧凱彤。跟香港其他藝術領域崔健也不乏深度合作,前有曹誠淵,後有杜可風。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一張慶祝香港回歸的唱片合輯《生於七月一日》中,崔健曾一反國族主義主流論述寫了一首《超越那一天》,這也是該專輯唯一挑戰主流論述的歌曲,對此我有轉文(《崔健的香港妹妹》)論及,香港詞人與學者周耀輝,2000年也曾和荷蘭學者Jeroen De  Kloet 一起撰寫論文對此歌加以解讀分析(題為《Born On The First Of July》,不知網上是否可以檢索到全文)。可惜,類似作品至今難以得到普遍理解,這其中有語言和文化的障礙,例如1994年崔健在香港第一次演《超越那一天》時,有香港樂評文章寫成《抽煙那一天》;但更要命的是,藝術白癡的腦子似乎總喜歡專供政治影印機盡情踐踏,哪怕只是稍微複雜一點點的藝術表達,都是其智商無法承受的,例如崔健2001年在香港與香港現代舞團合作音樂舞劇《給你一點顏色》,在演《寬容》這首歌時,為了方便觀眾理解,先朗誦了一段歌詞:「我不再愛你,我也沒有恨你,雖然你還是你,我沒有力氣,我也沒有必要,一定要反對你,我在背後反復地罵著你:我就去你媽的,我就去你媽的.......我想唱一首歌寬容這裡的一切,可是我的嗓子卻發出了奇怪的聲音。」當時的CNN記者唐路,在報導中居然說崔健罵現場觀眾!時隔十四年,他在一篇受陶傑雄文啟發的炮轟崔健的檄文中毫不知恥地翻出舊賬。建議諸位空腹閱讀唐路這篇叫做《崔健等大中共國主義者將錯過香港及時代潮流》奇文,該文血淚淋漓控訴極權主義,但其文風恰恰堪稱極權主義八股範文。

唐路頭戴著八百斤重的「六四倖存者」桂冠,在美國自由女神和香港「自由燈塔」之間飛來飄去,這樣一番血淚歷程如泣如訴,但為何我看了想笑?因為這就是典型的政治鸚鵡,每日不停地「鷺鷥鷺鷥」叫得歡,把「六四倖存者」當成一張隨時可以從兜裡掏出來的名片,把他人的苦難轉化為自身的道德資本,唐路見識過自由世界後急於與舊社會劃清界限,毅然決然改稱中國為「中共國」,但其做派,卻依舊是典型的中共教育土特產,在國內藏著掖著的舊棉襖,在自由世界的光天化日下迎風招展,一不留神就抖露出一大坨蝨子。再說了,誰說極權主義一定是專屬於某一制度和社會的?極權主義思維可以無所不在,而且最有趣的是,有時候恰恰不以閣下的政治思想立場為轉移。極權主義思維通常有幾個特徵:以偏概全,熱愛全稱判斷。唐路根據幾句謠言,就可以製造出一個「大中共國主義」的罪名;道德綁架,己所不欲專施於人。唐路說崔健應該到維園燭光晚會上去唱《一塊紅布》《最後一槍》,嗯,我也很期待你到天安門來走兩步給我瞧瞧。

隨時隨地複製粘貼同一個政治姿勢來理解和解釋一切,也是極權主義思維特徵;另一最直觀的特徵,是使用和敵人高度相似的語言,乃至複製其語言方式;最不堪的特徵,則是使用和敵人同樣的下三濫手段,以毒攻毒,以謠制謠,為了堅定的立場和崇高的使命而不擇手段 — 最終與其敵人同穿一條褲子,酷帥壞合體。

極權主義在消費主義社會還擁有一副娛樂至死的面具。越來越多媒體慣於將政治娛樂化,此次所謂「崔健炮轟香港」風波,壹周Plus等媒體當然不會閑著,但這本是其例牌,而陶傑這樣的香港文膽也跳將出來爭搶頭牌,才是這場大戲不同凡響之處。為何香江大才子會墮落成一個政治八婆?為何這麼多耳聰目明的文化人會如此樂於複製黏貼轉發,信謠傳謠?為何在陸港矛盾加劇之時,這些香港知識份子和媒體人非但不能起到緩衝和解的作用,反而添油加醋煽風點火,失去理性?有些貌似激進派人士,已經長得越來越像他們要反對的敵人,快要相擁而泣了(即便有人自覺不妥,也容易將之歸罪於敵人)。國內不少自媒體和媒體毫無底線地造香港文藝人士(如彭浩翔黃秋生)的謠,亂扣「港獨」帽子,而現在有些香港媒體和文化人回擊所謂「強國人」的方式,也是造謠。

他們迎合了浮躁、焦慮乃至恐慌的公眾心理,原本在理的事,在受迫害妄想症的驅動下,變成在一鍋漿糊裡狂吐唾沫,而公眾轉移浮躁、焦慮乃至恐慌心理的出口,往往就是通過娛樂口水。激進論者泛政治化的態度和言論,有時候造成的卻是非政治化的後果 — 也就是說,娛樂的起哄和宣洩,取代了嚴肅的政治議題。這是另一種洗腦。

「強國人」這個稱呼,原本只是用以譏諷愛國主義暴發戶,不失生動幽默,但如今逐漸被擴大化,則透著一股暴戾之氣,不分青紅皂白批判「強國人」的人,自然也與「強國人」的邏輯合體,共同完成誇大和擴大地域族群矛盾的千秋大業。

正所謂相愛相殺,相殺相生。

陶傑的文章最後猛敲黃鐘大呂,宣稱:「俄國自從烈寧史太林,就沒有優秀文化輸出。中國自民國三十八年之後,也沒有什麼優秀文化輸出。香港『近二十年』,也就是一九九七年之後,當然也沒有『優秀文化』。」

實在懶得多費周章去理會陶傑砸過來的這個八百斤重的命題了。陶傑眼裡只有「國」,沒有人,只有「優秀文化輸出」,沒有個體的自由和創造,不能不說他是一個更極端的愛「國」者。

如果說崔健的言論有什麼問題,恐怕是他有時過度地把一個歌手和一個國族或地域、以及一個時代綁在一起了,而其實,正如崔健不必非要去代表中國搖滾,許志安或任何一個香港歌手,也不必非要代表香港音樂乃至香港文化,雖說《中國之星》是一檔競賽選秀節目,但音樂畢竟不是競技體育,不必有國家隊和地方隊。

何妨少那麼苦大仇深憂國憂民,先回到個體,先回到個人的底線。比如,請問陶傑是否欠崔健一個道歉?

但不管道不道歉,這樣的「陸港矛盾」媒體生產機制已然爐火純青,陶傑這類文人不過是這個政治娛樂流水線上的勤力工人,他們隨時等待下一個可以借題發揮煽風點火的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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