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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虛擬 — 陳冠中專訪

2015/11/7 — 6:45

圖: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及受訪者提供

圖: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及受訪者提供

陳冠中在寧波出生,四歲來港,在香港成長、工作,曾居台北,現居北京,自己定位是漢語作家。最早一本作品是七十年代關於《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最新一本作品是上月剛面世的小說《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近年定居北京後,開始了預言小說的創作,2009年出版《盛世:中國2013》,引起中港台三地知識人熱烈討論。此書虛構2013年的中國,探索中國知識人集體遺忘下產生的幸福感,切中強國崛起下「強國人」引發的爭議。隨後發表另一作品《祼命》,觸及更具爭議,更加敏感的漢藏關係,民族問題,也遇上了藏人自焚抗議事件。最新一本預言小說《建豐二年》,則虛擬國民黨在四九年後繼續管治中國大陸,三十年後又會是怎樣的光景?主題更具挑釁性。

以小說的形式去討論國情,在中國的環境下,可能更具現實意義。人說互聯網世代慣於生活在虛擬的真實世界,但在現實的中國,卻剛剛掉轉過來,只有將真實虛擬化,變成小說創作,才能夠直面強國崛起的重要議題。

讀:《讀書好》
陳:陳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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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烏有史」

讀: 這本新書名為《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是你繼《盛世》與《裸命》後再次討論中國,有人甚至將這三部作品稱為「中國三部曲」;你是何時開始構思這小說的?
陳: 三年前我在香港嶺南大學和浸會大學講述烏托邦和反烏托邦小說,提到烏有史類型的小說,並請同學假設抗日勝利後國共內戰,國民黨勝出,那麼在1949年後的中國將是怎麼樣的一個面貌。在座的同學都能提出想法。大概是那時這個題材的構思已經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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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與前作不同的是,《建豐二年》採用了「烏有史」的寫法,以一種虛實交錯的方式去講故事,你在創作之初何以會有這樣的想法?
陳: 常聽到說,假設當時如此這般,歷史就會改寫。烏有史可以突顯歷史的偶然性,反思過去的現實,反駁認為歷史有絕對必然性的想法。我對此有興趣。

讀: 「烏有史」的重點在於它是一種「What If」的歷史,是以歷史事件不同的可能性作為背景,按其線索來發展。那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中,前前後後發生的很多事也可能會影響今天的局面,但你卻挑選定了1946年東北戰役,為甚麼?
陳: 我想以烏有史對照中國在1949年後的三十年歷史。

假如1949年後的中國不是由共產黨統治,那麼反右、農業集體化、大躍進、大饑荒、文化大革命大概都不會發生。如果1946年國軍在東北戰勝共軍,1949年後的歷史就會改寫。

烏有史都是要找一個「歷史轉折點」來做敘事的由頭。

讀: 不同於一般小說,「烏有史」某程度上是建基史實,內容也得貼近現實,換言之,你要「預測」事件的發生。在這過程中,有沒有遇到過甚麼困難?又怎樣解決?
陳: 是的,是要盡量運用已知的史實,作合情合理的「沙盤推演」。

讀: 一般人認為,小說是虛構,而歷史則是「真實」的,但「烏有史」似乎就是在把玩這兩個概念,那麼你是怎樣看待小說與歷史的關係?
陳: 歷史的研究和寫作,應要嚴格遵從已知的事實、發掘真相。

小說則是虛構的寫作,哪怕是「歷史小說」,也多有虛構成分。但文學也是可以洞穿歷史。

讀:What if是否就是小說與歷史,虛構與真實的交匯處?
陳:小說寫作不同於歷史寫作,有着不同的目的和倫理。歷史小說及烏有史小說都運用歷史資料,正如現實小說充滿現實裏的細節羅列,都是為了營造一種「真實」的效應。

關於內容

讀: 《建豐二年》中出現不少人物,由建豐到楚瑜、浩雲、樹森與歐梵,或用字號或單用名字,但都是沒有姓的,這樣的安排可有甚麼原因?
陳: 這只是寫作時候突如其來的想法,覺得小說中的一些人名該是這樣處理的,好像感覺挺好的。

讀: 書中,東蓀老人在寫他的《我花開後百花殺?假如共產黨統治中國》,恰恰是你在現實中所做之事的相反,甚至連馬家輝先生也說,這個保住健康身體來寫書的人就像是你在寫自己,當然,東蓀老人是有其原型人物的。但對於這個角色,你是怎樣看待的?
陳: 構思之初就想好要有一章寫一位有代表性的知識分子大文人,左右不逢源,滯居調景嶺。很難得現實中恰好有張東蓀這位真實人物,放在小說的烏有史語境中,功能有點像個說書人,而他一貫思想主張和1949年前的行為表現又能夠這麼恰當而有效的表達小說的意圖。

當然,小說中的東蓀對1949年後中國的想法和判斷,我大都是認同的。

讀: 「樹森與歐梵」一章中,老舍、林語堂前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沈從文、巴金、錢鍾書、張愛玲等也成為了熱門人選。為甚麼會構思這一段「文學烏有史」?又,你是怎樣看待中國人對諾貝爾獎的情意結?
陳: 我相信,如果沒各種改造運動、反右、文化大革命等等國家政權對文化與文化人持續不放過的摧殘,1949年後中國小說創作的成就會很不一樣。事實上1968年瑞典學院已考慮頒諾獎給老舍,但可惜他已自殺死亡。

現實中沈從文在1949年後停止小說創作;施蟄存、錢鍾書也如此。沒有國民黨敗走大陸,張愛玲會留在她最熟悉的上海繼續以華文寫作。這一章的推測是挺有根據的。
 


 

讀: 書中各個章節,其實都借人物的故事來重寫不同方面的歷史,如立人的軍事史、浩雲的商貿史;如果要在這七段虛擬紀事中選出一段最喜愛的,你會選哪一段?為甚麼?
陳: 七段人物分工,達成小說的目的,能夠做到這點,是我覺得特別慶幸的,也因此對各章都有感情,覺得各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特色。

我看到香港有評論者說喜歡「麥師奶與麥阿斗」,文學界朋友似較看重「樹森與歐梵」。在北京的一位藏族作家則在社交媒體寫「平旺」。

每一章都有多重意圖,「浩雲」以商涉政,解釋釣魚台歸屬,「立人」勾畫國共軍事勝負,「東蓀」反差國共政念,「建豐」更是中國管治的重頭戲。

《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的發佈會中,陳冠中先生與香港作家廖偉棠先生分享新書的創作過程。

《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的發佈會中,陳冠中先生與香港作家廖偉棠先生分享新書的創作過程。

關於寫作

讀: 由2009年出版的《盛世:中國2013》到2013年的《裸命》,再到2015年的《建豐二年》,前後六年的時間內,中國歷經了不少變化,作為知識分子的你怎樣看待這些變化?又如何以作品回應它們?
陳: 這六年可以說是中國新一輪「盛世」的開局,方興未艾。然而正如有論者指出盛世之下,《裸命》也是常態。至於中國花了六十多年,是否終於也走到了烏有的《建豐二年》地步,尚待觀察。

讀: 這三部關於中國的小說都是在你移居北京後創作而成,你覺得自己是站在一個怎樣的位置去書寫這三部作品的?
陳: 我覺得我是以華文世界公共知識分子的共同問題意識去書寫這三部作品的。

讀: 會有「第四部曲」的出現嗎?若有,會關注中國的哪個面向?
陳: 正在構想的小說,故事仍然跟中國有關,但不知道算不算是四部曲、五部曲。暫時無法「劇透」,因為自己都還沒弄清楚劇情。

關於香港、中國

讀: 你認為自己是香港作家,還是中國作家,在作品中有否自覺地體現「香港性」,例如《建豐二年》內「麥太與麥阿斗」一章。
陳: 華文小說家,以華文寫作者。作品中的自覺部分主要想體現「華文世界的公共知識分子性」。

讀: 在香港成長,對一個作家來說有甚麼特殊性?「香港電影」有自己的一套視覺語言風格,有別於「中國電影」,你認為「香港文學」又是一套怎樣的「風格」。
陳: 香港是我最有感情的一個地方,香港對我的烙印一定很深也一言難盡,我的文學感覺、文化趣味和思想很多是在自由的香港培育的,但它們的源頭卻並不完全是來自香港的,例如台灣英美小說、美國流行文化、歐陸電影和政治哲學。

香港文學最無爭議的極簡化定義,應是定居在香港的文學家的文學書寫。就算以此定義,也不容易總結出一套香港文學的風格。以下多位是《建豐二年》「樹森與歐梵」一章提到的、居港時期有小說產出的作家:侶倫、平可、陳殘雲、劉以鬯、趙滋蕃、慕容羽軍、海辛、崑南、西西、張君默、柯振中、東瑞、也斯、吳煦斌、辛其士、傑克、馮玉奇、鄭慧、藝莎、望雲、路易士、金依、俊人、碧侶、夏易、司空明、依達、嚴沁、孟君、岑凱倫、亦舒、我是山人、金庸、梁羽生,梁楓、高旅、倪匡、方龍驤、林蔭、高雄、楊天成。■

 

原刊於讀書好 / 讀書好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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