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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自主 遊園之夢 – 淺談公共空間的政治運動哲學

2019/8/13 — 20:43

近月因為反送中風波而發了兩個月大夢, 公共空間成為政治角力的場所。自本年6月起, 我們目睹各式各樣的公共空間, 包括公園、海濱、大馬路、橫街窄巷等,紛紛變成大大小小的戰場。市民每日在公共場所時提心吊膽, 生怕稍有不慎便遭遇不測。城市發展應以願景先行, 政府每日倡議「宜居城市」, 回想今日所見, 敢問, 何謂「宜居」?

公共空間呈現的自由意志

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 由佔領衍生而成的臨時公共空間歷歷在目, 一切皆由佔領者自發。有人認為這是一個空間自主的體現;實際上經過79天佔領, 馬路迅速回復「常態」。夢醒了, 才察覺這個臨時場所所展現的崇高道德倫理, 只是一個高度理想化的社區想像, 無法容納社會的運作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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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政未變, 更變本加厲, 繼續以各種手段蠶食香港人的高度自治。由選舉DQ風波至逃犯條例, 政治打壓成為市民五年來的「日常」。今次逃犯條例修訂終令這五年累積下來的民憤爆煲, 公共空間再次成為抗爭的場所。但今次不同的是, 抗爭者連同抗爭空間都進化到Be water, 無論是遊行集會、連儂牆、街頭藝術還是衝擊行動, 都反對定點進行。政見不同的亦無法逃避, 因為香港人的反抗意志就放在眼前。遍地開花就是讓各個遠離政治中心的社區以及各種公共空間, 變成展示暴政不可理喻、警權過大而暴力不斷的場所。

Placemaking - Site Specific 的抗爭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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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七月起, 抗爭方式已由遊行集結進化成各種不同的模式;所謂兄弟爬山, 各有各做, 各自做自己擅長的事, 自發地製造連結起自己及其他抗爭者的空間: 例如, 由6月9 日開始在金鐘重現, 及後吸納各路文宣英雄出馬, 再散至各區遍地開花的連儂牆、712沙田遊行時有街坊自發設立的涼茶站, 水站等支緩網絡、有在大埔某天橋上由催淚彈頭串出來的空間記憶藝術裝置, 提醒市民該地點所發生過的事、再極致點, 當然不少得上週三太空館的鐳射激光匯演。以上所提到的, 都是由抗爭者帶動的placemaking, 藉定義空間來連結眾人, 而這一切都非常獨特, 構築成該區獨有的抗爭回憶。

然而, 今次抗爭手法亦有一要點, 是「偶然」。當對準政權而不獲回應, 衝擊升級亦不見任何進展, 有人會開始質疑抗爭形式的意義。於是行動形式快速轉換, 令人摸不著頭腦, 有人嘗試分析快閃策略、追問行動目的; 但是, 借哲學家巴迪歐(Alain Badiou)和斯洛維尼亞哲學家齊澤克(Slavoj Žižek)的對話錄中說: 「哲學不是一場對話,而是一種行動,是對當下情景和事件的介入【註1】」。套用於公共空間與政治, 在這一場推舉Be water的運動裡, 行動模式要迅速應對當下的地勢和情況, 哪會滿足於定點作戰?

前線義士每停一點便思考, 弱水三千, 他們可以流向何處? 到了這裡, 城市的公共空間脈絡便成為了水點的容器, 哪裡有空隙便流向哪裡。當中的遊擊演化是一連串的即興、極具彈性、迅速回應即時情況的行動實踐。各種看似不相連、無大台、無組織的空間介入接二連三發生, 這樣的「多」(multiples)構成最基本的存在, 把訴求放在民眾眼前。這種介入行動亦如流水般是極不確定, 無法預測。當中會否有部份漣漪觸發改變的契機, 又或是「多」的總和會否轉化為「情勢」(situations), 進而引發「事件」(events), 從而帶領我們走出困局? 正如巴迪歐所說:「事件的本質就是事先沒有任何徵兆,而且會以其恩典讓我們措手不及,不管我們多麼警覺【註2】」。

空間造就偶然 偶然成就革命

然而當 Placemaking 及「偶然」結合, 抗爭場所已經不再是像夏慤道那樣被動的, 定點累積而成的城市景像, 而是由無數超短暫主動遊擊行動, 演化出對該空間及功能的介入。無論是由前線對峙演化的街頭戰爭、每個周末的遊行集會、拆一貼百的各區連儂牆、幻彩太空館、土瓜灣的巨型投影、大埔彈頭的欄杆藝術、堵路以至不收費隧道行動, 都是把香港人的反抗意志和對自由的追求呈現於日常生活空間之中的行動介入。現時零散的空間介入只是表徵, 實際上城市空間網絡 (city fabric) 成為Be Water的平台。空間造就偶然, 偶然成就革命。

宜居非單純舒適 而是城市自主

回首初衷,城市設計何為宜居? 城市由人而建, 為人而建, 亦與人而建; 日常的公共空間設計是否可以容納更多自發的、偶然的想像? 例如, 欄杆是否必然佇立? 馬路是否必然行車? 空間是否必然只有一種樣貌?

宜居非單純舒適便利, 而是空間自主。參考香港2030+, 宜居城市的定義謹以經濟、效率為目標, 卻沒有提及社區安全, 自由, 及參與度等對個人而言更重要的元素。能夠寫意無憂地在公共空間活動是每人的權利, 而政府並沒有就這一點充分保障市民。 這兩個月來, 白色恐怖彌漫街頭, 對於我們每日使用的公共空間, 我們絕對有理由亦有權向不受歡迎的說不。以遊擊行動介入公共空間可能算是一種由下而上的規劃方式, 雖然結果未必不是我們樂見, 但同時我們更加不願見到自身的安全在公共空間裡被元朗白衫人及北角福建佬等惡意侵蝕。

除了物理傷害, 不要忘記還有隨處可見的天眼系統, 以及來勢凶凶的監控燈柱系統。法國哲學家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在他的著作《規訓與懲罰 (Discipline and Punish)》裡揭示了自十七至十八世紀, 懲罰的方式漸漸由物理上的體罰, 轉變為由慣性規訓而至擔心被發現行為越矩的自我審查。沒有一個人會對被監視而感到自在, 就算市民可以習慣外出時戴上口罩, 科技總可利用其他方法讓人無處可逃 (如辨識步姿)。試問, 為什麼市民不能得到免於被監視, 免於恐懼的自由呢?

人生而自由, 自由理當受到最嚴謹保障。當執法者無力保障(甚至倒過來侵蝕) 我們的自由時, 我們作為地區的主人便更要自我保護。也許並不是每個社區皆如黃大仙般勇武, 至少, 我們可以想像到底我們想生活在一個怎樣的城市。

【註1】「事件哲學」的旨趣 (黃鳳祝)

【註2】當今激進左翼政治哲學的主體規劃(二):巴迪歐與「事件」理論

【註3】傅柯的《規訓與懲罰》 (賴俊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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