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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力為善,愛自由甚於一切》:聯署聲明與貝多芬

2019/8/5 — 9:26

Wohltun, wo man kann, Freiheit über alles lieben, Wahrheit nie auch sogar am Throne nicht, verleugnen!

To do all the good wherever possible, to love freedom above everything else, never disavow truth, not even before the throne.

昨天早上,師兄傳來起草中的《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師生、校友及職員聯署聲明》。聲明以貝多芬 1793 年,即以上一段說話起頭。那時他是一位初到哈斯堡王城維也納,尋找發展機會的年輕人。即或他只得二十來歲,他對自由的思想、理想的社會,已經相當着迷。

他沒有成就,卻滿有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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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兄問我對這句引言有什麼意見,忽然感到誠惶誠恐。的確,貝多芬這句說話,熱血盈腔。他的理想,又或曾經、也是正在激勵我等音樂人,追求音樂事業理想的動力。

但是,回過神來,我卻在心中盤算:貝多芬真有如此說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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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音樂系師生的聯署聲明,見於此

偉大的作曲家,在一生的創作歷程中,追求在藝術中創造完美的世界。他們對於社會、人生、美善與秩序,因着自己對藝術的追求,自不然也有臻於完美的推動力。但是,他們卻不能完全要求別人跟隨他們要跟從這些藝術的秩序;畢竟,音樂人沉醉於聲音的世界,或許連社交辭令也顯得笨拙。

貝多芬是一個很好的例子:1812 年,亦即是貝多芬已屆 42 歲之齡,終於碰上大文豪歌德 (Johann Gottfried von Goethe)。貝多芬的《普羅米修斯的創造》與《艾格蒙》,都是受歌德啟發;在啟蒙運動的眾多作者中,歌德對貝多芬有着直接的影響。兩人着同樣的理念,這惟一一次的相會,卻糟糕透頂。歌德在信件中,向同是音樂人的塞爾特 (Carl Friedrich Zelter) 如此說:

貝多芬的才華令我着迷。但是,不幸地,他有着野性難馴的個性;雖然他覺得世界可厭,並不無道理,但是他也不必要令他自己和其他人如此不快。當然這不能怪他,因為聽覺漸漸離他而去,甚至這是值得憐惜;而這疾病對他社交上的打擊,或許比音樂尤甚。

雖然兩人理念相若,但是貝多芬認為歌德在社會階梯的上層,卻只在權貴間唯唯諾諾:「歌德享受沉醉於貴族的氛圍,多過成為一位詩人。」歌德的詩激昂熱血,現實卻並非如此。

但是,貝多芬也是如此的一位創作者。他服務於宮廷與當權者,也發聲高舉理想與自由。現實中的他,在耳疾之後逐漸活在自己的世界中。

在剛過去的《音樂遊蹤》講座系列中,我在其中巴赫的一課,提出以下一句常被引用的巴赫的對話:

巴赫或許沒有說過這一句。

在歷史中留下來第一手巴赫的文字,甚少提到他對音樂的看法。雖然,我們從他的音樂中,感到他如何以巧奪天工之技術,再而心靈被音樂撼動。但是,巴赫留下來的文字書信,絕大部份都只是公文函件,在教堂、市政機關、宮廷文獻等存檔。非公文類的寫作,有作品提獻的序言、出版小序,令我們從狹窄的縫隙中,一窺他的想法。他沒有留下的,是自傳、日記、給家人的信函;就連對他的評論也不多。巴赫根本很少外遊,沒有什麼必要寫家書。他也不是巡迴音樂會的演奏家,就是沒有人去評論他的音樂活動。

所以,我認為這句,並不能說是「巴赫引言」。

但是,要反駁這句廣為流傳的說話,卻甚為困難。這句說話廣為流傳,總有它的原因吧?

首先,當然是有歷史文獻。找這句的說話,很容易引領你到不同的「引言庫」,或者會找到巴赫的論文引用,令它更有說服力。

其次,是這句說話很切合我們對巴赫的想像。他一生從事音樂,就是要以音樂反映大地秩序,並且讓人對這神秘而聖潔的存在,心存仰望。他的作品,不就是令人如此驚歎嗎?這句說話,豈不是更加可信?

躲藏在口號背後的,除了是一個人的信念以外,更常見的,是我們作為他人,對認同如此信念的投射。我們所活在的,是一個不能以一句說話總結的「現在式」。但是,歷史卻像是可以總結、可以定論。而這些歷史中偉大人物的一句說話,就像那個時代的代言人。

所以,我們很喜歡引用他人,來證明我們是對的,即或他未必為真。

巴赫這句說話為何不是真?我不能說它非真實,但是它的源頭,卻不是一手巴赫寫下的。它首次出現於 Philip Spitta 巴赫傳記中的附錄,引自巴赫的學生。所以,或許巴赫真的曾經如此在上課時這樣說,但是,卻沒有另一位學生給這句重複驗證。

「音樂遊蹤」講座的番外篇,介紹了巴赫引文的查證。

那麼,貝多芬有如此說嗎?

這句說話,的確是貝多芬寫下的。音樂學院 Alexander Wheelock Thayer 在 1917 年貝多芬的傳記的一段註腳中,記載了以下一段貝多芬給紐倫堡友人 Volke 所寫的一段說話:

文句的其中一個能找到最早的出處,是 Alexander Wheelock Thayer 的貝多芬傳記《Ludwig van Beethovens Leben》第二冊第一章中的註腳。這註腳最早出現於 1917 年版,更早的版本還未出現。

» Ich bin nicht schlimm – heißes Blut
Ist meine Bosheit – mein Verbrechen Jugend,
Schlimm bin ich nicht, schlimm wahrlich nicht;
wenn auch
Oft wilde Wallungen mein Herz verklagen,
Mein Herz ist gut. –

Symb.:
Wohlthun, wo man kann
Freiheit über alles lieben,
Wahrheit nie, auch sogar am
Throne nicht verleugnen.

Denken Sie auch
ferner zuweilen ihres
Sie verehrenden
Freundes

Ludwig Beethoven
aus Bonn im Kölnischen
Wien, den 22. Mai 1793. «

作者指出,第一段「Ich bin nicht schlimm」是來自席勒 (Friedrich Schiller) 《唐卡羅》。在互聯網什麼都能搜的情況下,當然很快能求證;Thayer 一個世紀前做研究,怎能認得出那是席勒的手筆?

可是,下一段問題來了。我沒法找到它從哪裏來。

第一段席勒所說的,碧血丹心,義氣澟然。但是第二段,亦即是標題的引文的原文:「竭力為善,愛自由甚於一切,即使為了王座,也永勿欺妄真理」,卻不是來自席勒,也無法找到出自何處。

貝多芬年輕時雖然已經熟讀席勒,腹中卻沒有太多墨水。他所受過的教育,本來就不多。要寫出如此詩意的說話,並不太有可能。但是,一時間我卻無法找出它的出處。

惟一可以肯定的,這是貝多芬寫給朋友的。如果我們要執着於誰是原著的話,那可能還要花工夫。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貝多芬給朋友寫下,如此一句互勉的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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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的現實,總不能以一兩句口號作結。躲藏在口號的背後,總有着無數糾纏的伏線,左右着歷史的發展。但身處於現在的我們,總需要這些精句,因為它推動着我們的理想。

「不受傷、不被捕、不篤灰、不割蓆」,相信有人也覺得太過簡化了世事的複雜。但是,這與我們讀歷史、批判別人躲在口號背後的庸懶,並不相同:推進現在,需要的是齊心。這不是討論的時候。要運動成功,不能獨靠一人,而是需要一眾捱過難關,才能憑着力量,闖一條出路。我們需要如此對未來的願景。

當我們捱過一切的時候,凝聚了時代的靈魂,就可以重新給每句口號來個反思,重新思考歷史一如現實的多變。因為,歷史不是故事,而是曾經活生生的生命。

所以,即使貝多芬未必原著那句說話、未必肯作為衝上前線的義士、願意服務權貴、甚至是只顧自己成功,他的為人未必給我們很多啟發,但他的理想、他將理想凝聚而成的藝術品,卻給後人反對專制、爭取自由,拋頭臚、灑熱血的激勵。

再一次感謝師兄的信任,也給了我一些反思自己的時間。送上在講座上播過,一個古樂版的《艾格蒙》序曲。指揮是 Jeannette Sorrell,由女指揮擔綱,別有意義。

通通同我簽咗佢!《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師生、校友及職員聯署聲明》

(原文刊於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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