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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是怎樣煉成的 — 游靜、陳浩倫

2016/2/8 — 14:52

游靜用上十年的時間,製作出講述感化院青少年的紀錄片——《壞孩子》。

游靜用上十年的時間,製作出講述感化院青少年的紀錄片——《壞孩子》。

何謂紀錄片?

看起來,答案易過借火。紀錄片,顧名思義,當然以「紀錄」為核心。記錄什麼?當然是現實——如非真實,那不過是故事片。因此誰都知道,紀錄片裡的一個個人物不是演員,而是有血有肉的真人;他們對著鏡頭所說的每一句話,不是劇本對白,而是自己的所思所想。客觀、抽離、真實,這就是紀錄片。

不少人都這樣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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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說法當然沒有錯,但紀錄片所能盛載的可能性,可遠遠不止於此。「紀錄片」一詞由蘇格蘭導演 John Grierson 於 1926 年首次提出,意即「對真實的創意詮釋」(a creative treatment of actuality)。換句話說,紀錄片的本質在於「詮釋真實」,但詮釋以至表達的方法,卻相當自由,從不止於一種。不同導演,針對不同主題,都可以採用不同方法。

在香港,紀錄片導演游靜和陳浩倫就各自擺脫傳統的新聞式手法,探索紀錄片不一樣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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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山大學的邀請,游靜與內地觀眾分享拍攝心得。

受中山大學的邀請,游靜與內地觀眾分享拍攝心得。

游靜出身於精英學校,自小雖然讀書成績出色,卻因「男仔頭」外表,以至異於「正常」的性向,而被標籤為「壞孩子」。「那究竟什麼是壞?」她一直在思考。於是,她透過拍攝電影《壞孩子》,走訪日本、香港、澳門三地的青少年感化院,重新探討這個纏繞她多時的命題。

聽起來,《壞孩子》關心的主題,跟傳統紀錄片沒有兩樣。然而這齣電影詮釋真實的形式,卻超越一般人的想像。「紀錄片很多時候由拍攝者掌控全局,然後被拍攝者就靜靜坐著,接受訪問。」但游靜嘗試打破這種前設,先跟少年犯們進行工作坊,交心傾談,再讓他們自己拍攝自己。所以,片裡的「壞孩子」們是拍攝者,又是受訪者。「你問我答」,不一定是理所當然。

陳浩倫關心的則是本土的鄉郊農業,原因很簡單:他試過拍攝小朋友參觀農場,發現一個驚天事實:「其實雞有無腳、西瓜是否在樹上生長,這些問題他們已不知道。」因此,他拍攝了《稻米是如何鍊成的》,在大半年間,每周四五天,由油麻地走到錦田農地,由早上八點到日落,一邊下田,一邊揸機。

陳浩倫認為電影製作後,在真實世界能夠產生影響十分重要。

陳浩倫認為電影製作後,在真實世界能夠產生影響十分重要。

起初,他的想法直接但抽離:要記錄農民的耕作生活。可是拍攝期間,這導演又時常反過來被受訪者,例如他的多年社運好友周思中挑戰:「你問我為何要耕田,那你又為何要拍片?」陳浩倫被迫參與其中,不斷思考。結果,片中所記錄的,是鄉郊農民的生活訪談,又是導演個人的心路歷程。這種個人式、參與式的紀錄片,於香港甚是罕見。

為何不拍傳統的紀錄片?兩位導演並非為越界而越界。

游靜經歷過被標籤為「壞孩子」的歲月,深知他們的需要。「多一些機會給他們作決定,他們就越懂得作出明智、不會犯錯的抉擇。」她期望拍攝過程會為當事人帶來成長。「碰上游靜老師之前,我很久沒有笑得那麼多。這段經驗會是個很美好的回憶。」片中一位日本女少年犯的感言,正證實了紀錄片的作用。

陳浩倫背住投映機,走進東北農地,與當地農友及對農業有興趣的人交流。

陳浩倫背住投映機,走進東北農地,與當地農友及對農業有興趣的人交流。

陳浩倫則希望透過電影,令觀眾更關心本地議題,從而改變社會。「通常大家都當自己是消費者,付錢入場,但究竟哪些作品才是對本地人的生活重要呢?」為此,他更努力在不同地方,例如農地,舉行放映會,「要好努力做,才可以累積到香港有班這種意識的觀眾。」

不單可以記錄真實,更能夠影響真實——紀錄片除了「紀錄」,還盛載無數可能。

香港電台電視節目《我的夢工場》第二集【如果這是紀錄片】將於 2 月 9 日(星期二)晚上 7 時,在亞洲電視本港台及港台電視31播映;港台網站 tv.rthk.hk 同步直播及提供節目重溫。

《稻米是如何鍊成的》的被訪者是陳浩倫的朋友。 

《稻米是如何鍊成的》的被訪者是陳浩倫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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