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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我殺人》 — 殺人事件的細節 永遠不會有共識

2018/8/12 — 3:19

被單獨囚禁十年以上、曾經殺害其他囚友的James Robertson l《I Am A Killer(我殺人)》截圖

被單獨囚禁十年以上、曾經殺害其他囚友的James Robertson l《I Am A Killer(我殺人)》截圖

早幾天的清晨看了一集。很沉重,又很精彩。

本來想一日看一集,忍不住兩天看完了整整十小時。

說的是 Netflix 最新紀錄片《 I Am A Killer(我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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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flix 與 A+E Network 合作的這輯十集紀錄片,紀錄了美國德州、密蘇里州及佛羅里達州合共十名被判死刑,正候執行的犯人的案件。每一集都是以犯人的獨白開首,配以該幾個州份城郊的空鏡,大多是以航拍錄製。少則兩句,多則一兩分鐘,然後報上一些美國的死刑數字,以及該集主角的囚犯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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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在密蘇里州 Boone County 殺了三名親人的 Beandra Buchanan l 《I Am A Killer(我殺人)》截圖

2000 年在密蘇里州 Boone County 殺了三名親人的 Beandra Buchanan l 《I Am A Killer(我殺人)》截圖

製作團隊會再多給犯人幾分鐘,讓他平白說一個他版本、他腦海中、記憶中、或是經無數計算後說出來的案件版本。1990 年密蘇里州 St Charles 某空地停車場、1995 年 5 月德州 Amarillo 的典當鋪、翌年 San Antonio 一家民宅外的斜路車徑、再早一點 1986 年 Lufkin 一家只有老婆婆居住的小屋等,都毫無疑問地發生過一樁血案,但版本為何,則永遠不會有所有人認同的共識定案。

《我殺人》不同於 Netflix 近月經常置頂(OK,Netflix經演算法後為我置頂)的其他犯罪節目、犯罪紀錄片不同,那些是定調影片之中的案件是錯判、是枉判。但《我殺人》中的大部份案件,其調子都沒有偏移。

犯人、犯人家人、受害者、受害者家人、其他製作團隊找到的受訪者、律師、法官、當時有份查案的警員、甚至是後來視犯人為「父親」的同囚等,大體上都不會否認該樁(有些犯人接連犯了兩次殺人而被判死)案件的主體情節。

Netflix 要拍出來的,是殺人犯們談吐的方式,案件中各版本的細節差異,以及構成那些細節的原因。

1996 年因為接載當晚殺人的朋友而被判刑的 Kenneth Foster,也是 10 位犯人中最能言善辯的一位。l《I Am A Killer(我殺人)》截圖

1996 年因為接載當晚殺人的朋友而被判刑的 Kenneth Foster,也是 10 位犯人中最能言善辯的一位。l《I Am A Killer(我殺人)》截圖

《Mindhunter(破案神探)》截圖

《Mindhunter(破案神探)》截圖

童年疑似被狎玩過?沒有得到過父母的愛?被舅父帶壞?吸了錯的毒品還是真的以為有人要殺自己謀取自己的毒品事業?朋友信了邪教?要証明自己有膽或與司法系統鬥過?一次無法証實的綠帽事件?臨場出現過一個笑臉?臨場出現過一個中指手勢?後來發現自己根本沒有足夠的智商去對應司法?

這些原因,或許真有其事,或許沒發生。或許有發生過,但沒有對血案構成影響。但更多是,有發生出現過(最少有人認為),而且導致謀殺變得凶殘、快捷、甚至(有人認為)合理。

《I Am A Killer(我殺人)》宣傳照

《I Am A Killer(我殺人)》宣傳照

殺人,謀殺,殘暴地殘害,是眾多反社會、破壞性、邪惡行為中其中一些最盡點的。在美國,1976 年後,最少有八千名犯人因謀殺而被判死刑。在等候正法的那班人中,有十個接受了 Netflix 及 A+E 的訪問。至少從一個他們相信、認為對自己有利的環境下把二三十年前的案件再說一次,如何完成一套反社會邪惡行為,是以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例如在床上手拿平板電腦)下了解人性的某種極端的方法。

沒法不談論的是,如果你還未開始看這紀錄片,也不多看劇的話,不妨先看看去年底上映的 Netflix 大作《Mindhunter(破案神探)》(共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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