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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與贖:龍應台的書、蘇打綠的歌

2016/2/15 — 15:48

第二次世界大戰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第二次世界大戰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去年年底,我準備「他們在島嶼寫作」的系列訪問,知道將與洛夫、林文月和白先勇對談,我自然地想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這本書。恰巧,三人的公開座談會,也是由龍應台主持,彷彿將一種關於時代背景的隱喻,躍於桌面。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成書以來,遭受不同的批評。一方面是書籍至今未能在中國大陸出版,當局認為部分關於中國共產黨的描述不符合現實;另一方面,台灣也有學者認為,龍應台的歷史書寫偏離事實。

龍應台從家母開始,以訪談回溯 1949 年前後,流離失所的人們,半世紀以來的漂泊經歷,重組半世紀的大江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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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歷史作為一手資料,是最可靠的真實來源,然而人們的記憶從來不牢固。人老了,隨著年歲浸失了部分細節;經歷豐富了,不同的片段又重疊扭曲。不要說是年過八十的前輩,我們回想小學記憶的時候,也多少分不太開到底是三年班還是四年。無論大歷史,還是小敘事,從來都沒有絕對真實,只有貼近真相的碎片。

「歷史由勝方書寫。」哲學家 Walter Benjamin 直白出歷史的偏頗。先不論日本教科書以「南京事件」,掩蓋大屠殺的曾經。中國歷史上對於外族政權的描寫少之又少,談治世總是比亂世多,那又是怎麼的一種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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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史,如同寫小說,充滿權力、情感的種種介入。閱讀曾經,我們到底為了尋真,還是找出共鳴的情懷?

從兒子提問開始的書寫,我打從一開始已經沒有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看成是歷史書。與其說是傳記,倒不如講成家書,一封從家開始書寫,談到了家族、民族,以至國的長信。真實與虛構,善美與醜惡,從來也無法斷然二分。

不合時宜地,農曆新年期間我把書讀完。蓋上了最後一頁,天氣微涼,晴空煦煦。四百多頁,厚厚的書,不知不覺地讀完,時代一頁一頁的飛過,字字泣血。鬱悶的夜,我選擇聽歌去排懷,也許是一種逃避。

這一夜,我翻出了蘇打綠的《冬:未了》專輯,從頭到尾聽一次,對著歌詞本,一句一句同步的看。〈他舉起右手點名〉一首,尤其抓住了我的心神──

「那火車不應該載我們到這裡!」

青峰寫的大概是猶太人,他們一車一車地給送入集中營,勞動、用盡、毀滅。他們不應該遭逢這樣的悲劇,事情卻如此發生,在不到一百年之前。人類,真的有配上所謂的「文明」嗎?

龍應台寫的主要在兩岸,原本務農的孩子、在學的青年,他們一車一車給載到戰場前線,報國、受傷、犧牲。他們人生本來非常簡單,又是誰把命運推上那回不去的火車?

「我是一個編號還是擁有姓名?」

集中營的猶太人,俘虜營的軍士,進來以後,姓名都給褫奪,只值得一個編號。就算是負責看管的將領,他們身上衣裳又何嘗不是繡著編號?戰爭裡,每個人都只是戰線上的齒輪。姓甚名誰,根本沒人在意,操縱生命的權力在乎的,只有勝利的欲望。

「為何我有罪!」

戰敗國前線兵卒面臨裁決,他們的罪該如何衡量?就像 Hannah Arendt 所書德軍 Adolf Eichmann 的審判,戰爭裡立意作惡的人不多,更多是盲目服務權力的所謂「平庸的惡魔」。他們只是按本子辦事,只是求生存,甚至他們沒有選擇,被騙到前線,走上了施暴行惡的位置。他們的罪,又該如何判斷?

「若我說祂也…………。」

無論侵略的還是抵抗,戰爭裡頭勝敗雙方,都逃脫不了殺戮和破壞的罪名。當地上的人罪孽難辦的時候,我們難免想到所謂全知全能的神,其實可能也背負著跟我們一樣的罪。如果我們的樣貌是按照神的楷模造成,我們今日所作的一切,也多少是源於理型本身。無所可能的神,還是無可避免地製造出各種的惡。到底是神的無所不能包括了製造善惡的萬能,還是無所不能本身就是一個謬誤?

神義論的哲學問題,如同嘗試在歷史中尋找真理,從來沒有確切的答案。

Singing 和 trying 看似美好的事情,總是伴隨著 cheating 和 hurting 而來,就如陰陽和生死,活著太多東西無法黑白二分。虛構與真實,善美與醜惡,一雙一對的概念,永遠是相輔相承地存在。

西西弗斯的石頭,每日推上斜坡,又每日滾下來;普羅米修斯的肝藏,每日被鷹啄食,又每日重新長出來。循環不斷,迴環往復,你可以看作是苦難,也是可能是鍛鍊。我們書寫歷史為時代作證,卻又無法完全篩除偏執;我們以為行善作福,成敗論斷之下,卻可能變成了另一種解讀。

「你重扛巨石 輕視著眾神 你去否定了 否定你的
雖然反覆 卻漸漸懂得 每一步都是自己的
不愛永恆 但求現在 真實活著的人生」

所謂的真實,或者不從外頭尋得答案,而是內心的自我肯定。歷史,我們無從判斷真實,只有不斷地去蕪存菁;善惡美醜,標準也會隨著時地轉移,我們亦沒有追隨的必要。那麼,活著最大重要的依據,不是法律不是俗例,而是我們單純的將心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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