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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 Cleo 的無聲比喧囂強大

2019/1/30 — 21:41

電影《羅馬》劇照

電影《羅馬》劇照

第二次在大銀幕上看《羅馬》,不期然想起Vermeer的Het straatje(小街)。當時,沒有畫家會關注勞動婦女,更不會去畫她做家務的身影,除了Vermeer。所以,他的畫宣告了新時代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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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街」中的一隅,是窄巷內不知道成了模特的家庭婦女。《羅馬》中也有一條窄巷,它是通往與隔離外面世界的通道,女傭Cleo便是住在它的一頭。最近讀到New Yorker影評人以「缺了一把聲音」質疑導演對Cleo的處理沒有深度,例如,她為什麼那麼少說話?她對自己的身份,動蕩社會,怎麼都不發聲?

但《羅馬》不正是想用Cleo的寡語來觸動觀眾對她內心和際遇的好奇嗎?它,是一部那麼重視聲音/音響的電影,而該位影評人想聽到的,是對白。聲音和對白,一個是文以載道,一個是情境交融,看《羅馬》能令我高度集中,很大部份是在各種喧鬧聲中,潛伏著一股不安的寂靜。又或,客氣和諧的對話,其實是有些關係的屏障很難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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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評人覺得女傭應該就是抗爭的符號,現在導演讓她逆來順受,就有取悅主流觀眾之嫌。但是,如果女傭只是符號,或Cleo應被塑造成乎合某種政治意義的角色,為某些議題服務,這人物必然就是真實的嗎?又或,她對觀眾,就必然更具價值嗎?

對我,反而是一直在看/聽她眼睛説的話,她拿著手袋時肢體説的話,她一個人在收拾,打掃,以至,在她生下死去女嬰之後不久那下午,那呆呆的背影說的話。這些「話」縱然沒有說給別人聽,但因為無聲,卻令它們轉化成力量更強大千萬倍的迴響:是那一場幾乎令她和兩個少主滅頂的浪潮,令不知道該訴與誰的那句話終如千軍萬馬兵臨城下般被聽見,「我是不想生她下來,我是不想生她下來。」

這,不是那位影評人想聽到的控訴吧。但為什麼他會不在聽到這句話時,既感受到Cleo對命運的掙扎,又反射到我們自己的?我們不是活在1971年的墨西哥的某女傭,但Cleo的際遇,卻藉由《羅馬》作為一部電影所具有的感染力,使我們想到日常中不起眼與無關宏旨的人與事,都有可能是被放大了的某些命題所抑壓了的,有待被正視的,那個孤立無援的自己的化身。

Vermeer畫筆下那小街裏沒有面目的勞動女性到今天仍然隨時被想起來,不是因為她曾立下什麼偉大的宣言,而是,後世的人不能忘懷畫家所給予她的空間,既是天大地大,卻又如此唯一。

是《羅馬》給了Cleo生機,也是Cleo給了《羅馬》生命。

(本文無題,題為編輯後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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