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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情感作為道德 — 論孟子之道

2019/2/21 — 11:37

【文:安德烈】

假設路軌上有一無法剎停的電車,向分岔路軌奔馳。你的至親被綁在上方的路軌上,而一個陌生人則被綁在下方的路軌上,你皆無法把兩者移離路軌。你眼前有一手制:如果你拉動它,電車就會轉入上方路軌輾斃你的至親;如果你不拉動它,電車就會轉入下方路軌撞死那個陌生人。你會否拉動手制呢?

當我在英國的大學課堂上提出這個儒學版本的電車難題(Confucian Version of Trolley Problem)時,在座所有學生都選擇不拉動手制。於是我把問題改動一下,再問大家:假設其他因素不變,但這次你的至親和陌生人換了位置:陌生人在上方路軌,至親在下方路軌。如果你拉動手制,電車就會轉入上方路軌撞死那個陌生人。如果你不拉動手制,電車就會轉入下方路軌輾斃你的至親。那麼你會否選擇拉動手制呢?

於是學生之間出現分歧。一半學生為救至親,選擇拉動手制。他們解說自己不忍心看見至親被輾斃。然而,另一半學生卻不願拉動手制,理由是他們覺得拉動手制等同親手殺心那陌生人。不過當我問他們是否覺得自己的決定「合乎道德」時,他們又一致地回答,認為自己無論怎麼選擇皆不道德,只是一種自然情感反應。言則他們把「情」和「理」分得很開:合人情不代表合道理,「不忍心」不等於有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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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至親捨路人」是人之常情,但英國的學生卻無法認同此舉「合乎道德」;這種判斷正好與儒家倫理學相反,亦帶出西方與華夏哲學之根本分歧。西方哲學往往以超越「人之常情」之事物作為道德根據。長久以來,基督宗教以上帝誡命作為道德根據。啟蒙運動以後,無論是功利主義者所言的「最大效益」,或是義務論者所言的義務,皆是超越個人情感的,是道德理性推論之結果。但儒學反其道而行,從一開始就肯定「人之常情」作為道德根據。

孟子認為,人情本身就是道理;不合人情,就是不合道德。對於墨子主張兼愛,孟子不但不欣賞,反而斥之為「無父」,「是禽獸也」。一天,墨家的夷子前來拜訪孟子,孟子即批評墨家治喪「以薄為其道」,是「賤事親」。夷子馬上引用《尚書》〈康誥〉反駁,指周成王曾主張「若保赤子」(愛民如保護幼子),即為主張愛無差等,何以儒家反對?孟子竟指周成王一說只是比喻,反問夷子是否真的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孟子》〈膝文公上〉)。孟子主張,「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父母就是人之本。故此,父母死而葬之,乃合乎人情。即使有人不葬父母,將其屍體棄於野外,當他們眼見父母屍首被「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一定會心裡難受,用泥土掩之。由此,孟子提出「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而此處所言之「道」,就是「人之常情」——也就是自然流露對至親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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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儒王陽明進一步澄清,墨子那種無差別的兼愛是不切實際的主張。王陽明曰:「墨氏兼愛無差等,將自家父子兄弟與途人一般看,便自沒了發端處;不抽芽便知得他無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謂之仁?孝弟為仁之本,卻是仁理從裡面發生出來。」(《知行錄一》〈傳習錄上〉80)王陽明認為,道德實踐必有「發端處」,而這發端處就是人情。既然人情是有其自然之限制,親疏有別,那踐仁亦只能以「親親」為原則,逐步推己及人。

然而,若細心留意孟子所言,即可發現孟子根本沒有論證為何人情即為道德根據所在。孟子只是重申自然感情的普遍性:不論你哲學立場如何,文化背景如何,你總是會關愛至親多於路人。但這種「自然」而「普遍」的人情真的足以作為道德根據嗎?

儒家倫理學實際上就是一種建基於「感情」的倫理學。孟子說「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孟子》〈公孫丑上〉),也只不過是一種自然的情感反應——不忍心看見他人受苦。孟子在〈膝文公上〉解釋此比喻,指「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即澄清「孺子將入於井」僅強調無辜的孩童受苦必會喚起人心中的道德情感。在孺子將入於井一例中,孺子的身份並不重要;但在道德實踐上,孟子強調人情必有關係親疏之考量。故孟子曰:「親親,仁也。」

如果道德基礎僅為一「人之常情」的道德情感,而不是超越情感的上帝或是理性,那我們難免會問:這種「人之常情」的道德情感與「人之常情」的七情六欲有何根本區別?為何前者可以作為道德根據,而後者不能?歷代儒者皆有就此提出疑問,如荀子即否認道德情感與七情六欲有根本區別,指出鳥獸有同伴走失時亦會自然流露出「愛其類」的感情(《荀子》〈禮論〉)。理學為了強調道德情感的超越性,只好引入「理」與「氣」這些形而上的概念,如朱子曰「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氣之發。」(《朱子語類.孟子三》〈公孫丑上之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結果反而把問題複雜化了,還在朝鮮儒學引起了大辯論。

以道德情感作為道德基礎是儒學的前提,儒學的綱領,儒學的信仰。我之所以說是信仰,是因為「道德情感作為道德基礎」只是一個前設,沒有甚麼論證可以支持。說儒家是信奉人性之宗教乃一中肯評語——然而,此正是儒學的最大限制,也是西方哲學對儒學感到最困惑之處。應否接受以道德情感為道德基礎,與其說是一個哲學問題,倒不如說是一個宗教信仰問題。

 


個人簡介:本人為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學士(2013),英國杜倫大學哲學文學碩士(2014),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神學與宗教研究系博士生,專攻文化哲學、詮釋學、黑格爾哲學、齊克果哲學、語言哲學及歷史哲學,對於大公教會禮儀與聖樂有濃厚興趣。現為九龍叢報總編輯,並定期向時代論壇、熱血時報、聚言時報等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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