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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餐廳日」

2015/3/3 — 19:00

Esplanadi 公園女孩獨個兒專心賣的誠意 Brownie。

Esplanadi 公園女孩獨個兒專心賣的誠意 Brownie。

「餐廳日 (Restaurant Day) 」是芬蘭在 2011 年發明的,已經成為全球活動,你或許在芬蘭以外地方碰上過了。

不出奇吧,芬蘭擁有她一百個社會創意,這個我算它是其第一百零一個!這天,在沒有政府監管下,任何市民都可以在市內一個角落,例如行人路上、公園、以及你的私人花園、辦公室等,售賣各類食物,條件只有一個,就是不可以是有公司背景和有宣傳品牌的意圖。

二月十五日是今年第一個「餐廳日」,那天我從家做起點,跑步前往市內每個角落,尋找各「餐廳」蹤跡。不久,已見到第一個檔口,兩個女孩在街上放上小摺枱, 正在售賣自家造的芬蘭小甜包 pulla ;經過 Kallio 區的 Bear Park ,有來自土耳其的家庭主婦在賣串燒,我在那裡吃了西藏「餐廳」的 momo ;沿途在街上遇到不少其他小檔,最特別是遇上一位外形俊朗的男士在他住處門外賣熱湯,相信熱湯會是加倍美味;之後到 Senate Square ,見到一個踏單車來擺檔的男孩。

Senate Square 的擺檔情況。

Senate Square 的擺檔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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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來到市中心的 Pohjoisesplanadi 公園就更熱鬧,這裡集合了許多本地及外國的「餐廳」,有些「餐廳」是和朋友三五成群揍熱鬧,有些則獨個兒專心售賣他們的誠意。

我看「餐廳日」有三個特點,第一,這天是社會及文化的融合,有些檔主告訴我這天是與平素不認識的市內居民傾談的好機會,平日不會貿然與陌生人聊天,但這日讓他們多了解各階層不同背景的情況,這對社會和諧是很有意思。文化方面,除了上面提過土耳其主婦的串燒和我吃的西藏 mono,還有日本章魚燒、越南春卷、法國 crepes ,看到他們有些是蠻生手的,但這天是沒有批評的一天,大家都只會以欣賞的態度來參與,是美好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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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餐廳日」可以成立是由於有兩個參與者,「民間」自發組織加上芬蘭市 (City of Helsinki) 的支持。沒有芬蘭市的支持,我想活動是不能年覆年的持續,又或是活動變成民間與政府的角力。除此以外,芬蘭市從中更了解市民對公共空間的要求,和城市需要怎樣的設計,「餐廳日」亦影響了芬蘭在城市規劃上對建設行人路和單車路線的考慮。



第三是公民意識,這天餐廳日是沒有監管的,售賣的食物都是由沒有食物牌照的普羅市民烹製,這是什麼制度?就是自衡自負的制度,售賣者要對自己造的食物品質衛生負責任,而食客吃後不適也需對自己的決定負上責任。問過本地朋友,一些關於在「餐廳日」食物中毒的新聞大致都沒有聽過,我吃了 momo 也沒有異樣。擁有衞生常識及市民之間「對己對他」的責任感是芬蘭人的素質,他們不會因為私利而忘卻人性。

民間組織加上芬蘭市的支持,製造了一個平台好讓市民自由發展他們所想的,而在平台上放上一個發自各人內在的自衡制度,是互信的責任感,這架構可以培育市民的自由民主意識和獨立思考。

剛巧週末聽到鍾庭耀的訪問,談到 Deliberative Democracy ,他譯作「慎思民主」,是以科學方法來達到民主目的的理論。過程首先讓最多人參與討論達至最廣泛討論原則,但由於資源限制而讓全巿數百萬人一起討論幾乎是沒有可能,所以要以科學方法公平選擇一群市民參與,另外重要是每位參與者都要做好功課,要了解所討論的議題,以及加上自己的知識,這樣才能達到有內容有質素的硏討。

我近來讀到 Jürgen Habermas 的 Communicative Planning ,其後代提倡者 Tore Sager 更補充了關於「權力平衡」這一點,權力關係在當權者和市民間無疑是存在的,關鍵是當權者不應以權力來提高其決策的認授性, 反而是適當地運用其權力以平衡當權和普羅大眾的緊張角力關係,芬蘭市在「餐廳日」不就是扮演了這個角色嗎?

「餐廳日」令我想到自由,公共空間,以及制度與權力。要做到社會公道,每人都有己任,就如「餐廳日」檔主與食客分別要有對己對人的責任感,亦如「慎思民主」中各參與者都要做好功課,不能單方埋怨及對峙。我希望「餐廳日」不久可以在香港出現,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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