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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壓迫者的香港文學—香港作家的三種「抗退」方式(二)

2015/4/4 — 16:18

(上篇)

雖然小說標題為「這不是一個鬼故事」,最後卻以波叔其實是鬼魂的方法作結,造成反差效果。但這也不是一個以恐怖、驚慄為賣點的常見的鬼故事。我們可以從作者在小說開端的引文,去理解他的寫作取向。

小說最初引王漁洋評《聊齋誌異》寫的詩句「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這兩句是對聊齋讚賞的評價。李維怡引這兩句為開首,可見他嘗試置入聊齋誌異的精神。 關於《聊齋誌異》的傳統,我們可以借用史景遷的《婦人王氏之死》去解釋。史景遷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尤工於明清與現代史。在《婦人王氏之死》中,史景遷重構歷史,回到明清之際山東省一個名為郯城的地方,這是一個多災多難的古舊城市,也是《聊齋誌異》作者蒲松齡在那裡長時間收集資料和觀察社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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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齡居住於淄川縣,與郯城之間相隔着一排有土匪出沒的山丘,雖然跨越山丘有一定難度,但蒲松齡在郯城也逗留過一段長時間去體察社會。所以《聊齋誌異》部分的故事,其實是書寫郯城的一些苦難,蒲松齡以妖孤仙姬的故事來做隱喻。但妖孤仙姬的出現,不僅是作者借用來諷刺現世,更是源於郯城居民體會到的真實苦難。

郯城中發生的極端苦難,或說明清之間所發生的苦難,令郯城的居民覺得生存的本身就是充滿悲苦。而因着現世的苦,使他們感到生死的界限,並不如今天的現代人所想像的遠,更加相信妖孤仙姬等超自然的存在是平常不過。史景遷寫道:「當蒲松齡努力去定義他在其中成長、卻無法表達的那個世界時,他就會在許多故事中,將幻想和現實用上述的方式融合。因為他對諸如此類的地方信仰深感興趣,所以有時會嘲笑某些信仰為迷信,有時卻對某些信仰深信不疑。」這種《聊齋誌異》的鬼故事傳統,正是李維怡嘗試跟從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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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漁洋詩首兩句為「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是指蒲松齡在各城各地請人喝茶,以交換他們所說各種各樣的故事,取材寫作;這不正是李維怡所做的東西嗎?以一位作家與知識份子的角度,去記錄低下階層的艱苦,與過去一代成長的人面對社會變遷的困境。這些人的遭遇帶着痛苦與荒謬,有些更荒謬得讓人感到不真實。而李維怡的角色,則是觀察並紀錄,更值得肯定的,是作者李維怡清楚知道自己承接這個傳統,而在小說開端引用王禎對於《聊齋誌異》的評價,這份小說家的自覺,也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今天的小說家,面對時俗單向片面的思考方式時,創作小說的應有意義。

對文學潔僻的抗退

如果用西方新批評的小說評價觀點來看,蔡益懷的〈稻草人〉也許不算是一篇完美的作品,例如當中有作者長篇的「介入」的評論文字,小說敘事速度可能太急速,語言運用上也有未盡善處。不過,這些缺點都不能否定,〈稻草人〉是近兩年少見的一部重要的香港小說。

〈稻草人〉的故事發生在K城,那裡出現一種名叫「稻草人症」怪病:「這種疫症的典型特徵是靈魂空洞化,喪失獨立判斷能力,但又大話連篇,而且擅長裝神弄鬼,早期表現是失憶、缺鈣,到中期則是面皮變厚變黑、好詭辯、無腰骨……」這是小說的怪異開端。

作者解說染病者大都是政壇高官、各級官員,即權貴階層都是這種怪病的高發人士,在一般的草根階層反而很少。 這個病引起平民階層的女士抗爭,她們不願意與男人同房,而K城的男人風流成性,在鄰埠有個出名的二奶村,但因為疫病蔓延的關係,鄰埠嚴查K城男人的健康狀況,結果他們只好留守家中,感到孤寢難眼,終於也起來抗爭,決定罷工,抗議、抵制當權者。

這個 K 城明顯在評價香港的社會情況。閱讀至此,讀者可能會覺得這篇小說太過滑頭、不認真,當中對香港政治的諷刺和攻擊性也太過明顯。而K城的行政長官名為梁英武,更是相當明顯的影射。直至作者寫到一位名為徐立方科學教授,發現原來梁英武是「稻草人症」的患者,對於政治的嘲諷玩鬧便至此終結,小說正式開始。

小說藝術不是新聞報導,分析論證誰對誰錯,甚或抹黑,數列別人的罪狀。好的小說家即使保持特定的政治立場,也會緊守本業,不僅從外面觀察入手,更會進入角色的內在生命。在此一位置上,〈稻草人〉這篇小說與其他對社會批評的文章,是完全不同的取態,而這一取態,正是一種小說寫作「抗退」的站位。也使得此小說愈見有奇趣。

作者首先進入主角梁英武的世界,他肯定梁英武也是K城的一份子,而並不是單純一個反面人物。梁英武認為那些示威者是在守護城市的核心價值,他們是正確的,也認同城中人訴求的一些部分。作者還提到梁英武的一些英雄事蹟,他寫在海盜的時期,梁英武也曾經出來抗議這些海盜,他曾經是對抗外族統治的英雄。海盜也明顯是影射英國人的管治。對抗殖民主義,民族自強,梁英武亦曾做過正義的事情,然而到了今天,他發覺自己不再是受歡迎的人,因為那些曾經正確的價值觀,現今已經變成錯誤的了。

梁英武也逐漸感覺到自己可能真患有「稻草人症」,於是他說「如果可能,我倒是真的想將這個腦子洗一洗,洗掉不想記得的事。只留下那些美好的記憶」。徐立方與梁英武是舊相識,共事多年,作者借徐立方之口,語重心長地說出了一段說話:「選擇性洗腦,這恐怕比較難。」徐立方教授說,「實事上,只有美好的記憶未必是好事。萬事萬物皆有正反兩面,烏托邦的美好世界是不存在的。一個人的腦子裡有真有假、有正義有邪惡、有美好有醜惡,相反有助我們全面思維、正確判斷。只有好的一面,沒有壞的一面,得出來的結論一定是片面的。」作家在此介入小說敘事,強調在種種矛盾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當中,多向思考的重要。

結局中,梁英武病發之後,選擇在 K 城的地標「五枝旗桿」吊頸自盡,一死以謝天下。這個結局十分神奇與魔幻,而讀者也陷入一個很有趣的思考,就是在敘事中說了解香港市民的民間疾苦、了解市民所需的梁英武,是不是已經患了「稻草人症」後的徵候?那在他未染上「稻草人症」以前,又是怎樣想的呢?按徐立方教授的說法:「所有東西的正反都在同一時間發生」,「稻草人症」亦有可能是好與壞的結合:梁英武這死亡、謝罪的決定,是想抵消「稻草人症」,還是想抹消作者書寫的梁英武內心比較良善那一部份?那個希望回頭的「行政長官」?

因此,小說中有兩條完全相反的線索。梁英武染上「稻草人症」,他無腰骨、厚面皮、講大話;同時,借著小說之眼,我們進入小說的內心世界,看見梁英武其他的一些優點。梁英武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正因「稻草人症」是絕症,所以「真實」的梁英武已經不可辨。這正正是一種屬於小說的效果,而且唯獨小說才能如此。

結局梁英武以謝罪的手法自殺,可見作者有意回歸人文傳統,認為人性的光煇終得以展現出來,為別人而自我犠牲,解決困局。這篇在 2012 年 9月 30 日寫的小說,對比兩年後 9 月 28 日真實的香港警察在金鐘對著大群手持雨傘身包保鮮紙的平民和學生發射 87 枚催淚彈,兩年前的結局,與今天滿眼蒼茫,差錯墮落幾許?如果把這小說換個結局,梁英武一直不願意承認他患了「稻草人症」,拒絕徐立方教授的幫忙,反而決定向在「五支旗桿」下的示威者動武,這小說人物的劣質,會否變得更有諷刺力?回到小說的傳統,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指小說有四種力量「熏、浸、刺、提」,說出了小說獨俱的力量。此種看法下啟五四文學之啟蒙與救亡,在一些情形下,甚或比小說藝術價值本身更加重要。如果只是抱持一種潔僻的文學觀,我們可能在一開始就選擇無視此類小說,忽略了當中的價值。

我們從這幾篇小說中看到今天香港文學其中三種抗退模式,一是站在傳統短篇小說技法去書寫,如莫泊桑、契柯夫的小說,展現出對細節的重視,作為一種藝術品般創造,去透視人情。這種傳統的寫法,在這個美感體驗單一鈍化的時代,就變得更有更新美感潔淨語言的能力。第二是一種超越新聞報導方式的小說,它借著超越新聞報導般的、客觀的、脫離感情的、報告文學的模式,去進入小說的世界。小說既可以放入感情,容許超現實的東西,帶來更全面的寫實主義反思。三、重拾小說作為諷刺的技藝,回到晚清、五四的諷刺小說傳統,同時,它沒有跳出小說的框架,在小說中亦有放入適當的思考,在兩條線索去作反思,探索真相是怎樣一回事。只要作家繼續自覺守護小說的技藝,對香港小說的將來,還是可以樂觀的。

(原刊於 101 藝術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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