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記埃利亞特 ● 史伯嶺(Elliot Sperling)

2017/2/3 — 11:50

這篇文章是在2014年夏天,在拉薩,為一本很特別的書而寫。 書名《Trails of the Tibetan Tradition: Papers for Elliot Sperling》,收錄了31位藏學家、作家向埃利亞特·史伯嶺先生 致敬的文章,分藏文(5篇)、英文(25篇)和中文(1篇)三種文字,2015年2月3日阿尼瑪卿西藏研究中心舉行了發布儀式。 這之前,埃利亞特·史伯嶺並不知道這本準備了兩年的書。 它既是一份表達敬意的禮物,更銘記著深厚的情誼,尤其重要的是,見證了他是一位多麼寶貴而稀有的人:智者,善者,勇者,義人……然而,天妒英才,生死業緣令人痛徹肺腑。 懷念你! 突然離去的、親愛的埃利亞特·史伯嶺!

記埃利亞特·史伯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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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唯色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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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只能這樣合影了。

2014年5月,只能這樣合影了。

有一次——我不太記得是這幾年的哪一次,因為埃利亞特·史伯嶺( Elliot Sperling ) [1]這幾年都來過北京,除了不能去拉薩,北京他還是來過好幾次——他拿著一本很厚的英文書,對我說這是曼德斯塔姆( Osip Mandelstam )夫人的回憶錄[2] 。

那時,這本書還沒有中文譯本。 不過我讀過曼德斯塔姆的詩歌和散文,埃利亞特因此很滿意。 我們便一起復習了那首給詩人帶來厄運的詩:“我們生活著,感受不到腳下的國家, /十步之外就听不到我們的話語, /而只要哪裡有壓低嗓音的談話,就讓人聯想到克里姆林宮的山民……” [3]

想起來了,那是2011年3月剛結束。 16日那天, 20歲的僧人彭措在安多阿壩為抗議三年前的屠殺,以身浴火,慘烈犧牲。 數日後,我見到了一位與彭措同屬格爾登寺的僧人洛桑次巴,他含淚講述了彭措的自焚,但他很快就失踪了,直到兩年後我才得知他是被警察從北京的一所教授漢語的學校帶走了。

我給洛桑次巴寫了一首詩。 其中轉載了曼德斯塔姆的兩行詩句,幷寫到:“這詩句,來自死於斯大林之手的一位良心詩人, /卻也是盛世華夏之寫照。”我還在詩中記錄了與埃利亞特在Skype上的對話:

深夜,我語無倫次地吐露:
“我不知道有沒有用,但我還是說了。
我其實知道,說了也沒有用……”
來自“讓旺隆巴” [4]的友人,語調鏗鏘:
“他們總是要讓人以為說話沒用。
但我們必須不停止地說! ”

二、

第一次見到埃利亞特的情景是清晰的。

那是2010年的夏天,埃利亞特順利地從北京機場抵達受邀參加會議的住處後,放下行李就直接坐的士來東郊的通州看我。 雖然他是少有的通曉中文的藏學家,但他很少、很少對我說中文。 我的意思不是說我的藏語多麼流利,都知道我的藏語水平,而埃利亞特是為了幫助我的藏語更加進步才不說漢語的,我這麼認為。

2011年3月,在北京的藏餐館。

2011年3月,在北京的藏餐館。

當晚,我帶埃利亞特去了建國門附近的藏餐館瑪吉阿米。 這是個有著歧義名字因而對圖伯特造成更多誤讀的藏餐館,不過說實話,菜餚的味道還不錯,雖然不完全是純正的圖伯特風味。 而且,還有從拉薩運來的青稞啤酒,多少安慰了埃利亞特經年不見拉薩的愁緒。 年輕的男女藏人表演的那種風情歌舞,則讓帝都越來越多的“西藏粉絲”虛構起東方主義的想像,我記得埃利亞特與我談到過這點。

這以後,好像我們的見面常常與吃有關,去了北京不少餐館:圖伯特風味的餐館、印度風味的餐館、墨西哥風味的餐館。 當然去的最多的還是中國餐館——辣得過癮的火鍋店等等。 其實不只是吃喝。 我們還去過書店、美術館,還去過圓明園、國子監、南鑼鼓巷、宋莊,有兩次差點中暑(似乎他來北京的時間常常是在盛夏)。

我們還看過歌劇。 有一次,埃利亞特(鑑於他的長相越來越像列寧,我有時會稱他是“列寧同志”)請我在國家大劇院(被人們戲謔為“巨蛋”)觀看了歌劇《卡門》,他是那種幾乎對所有的古典歌劇都爛熟於心的人,穿一身白色的麻質西裝,一邊輕聲哼著一邊微微打著拍子。 有一次,是我和好友的生日,但當天在國家大劇院只有來自朝鮮歌劇院的歌劇《賣花姑娘》,這是我小時候飽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洗腦教育的革命文藝經典,王力雄便請埃利亞特與我和好友度過了一個“憶苦思甜”的生日,當晚北京暴雨成災,似乎比朝鮮的眼淚還多。

三、

我愛開玩笑叫埃利亞特“格啦”,你知道,這是拉薩敬語,先生的意思。

有一次,我們去承德參觀滿清皇帝給他的佛法上師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修建的行宮(俗稱“小布達拉宮”和“班禪行宮”),在埃利亞特漫不經意的指點下,我寫的有關承德的文章也顯得有些水平了。

2011年夏天在承德。

2011年夏天在承德。

其實那一路的所見所聞很有趣,我們遇見所謂的“西藏師傅”行騙,給排著隊的男女遊客每人一盞需付錢的蠟燭燈,埃利亞特就用藏語彬彬有禮地向他問話,讓假扮藏人的騙子很是慌亂。 除了個人行騙,政府也在行騙,重新敘述被政治篡改的歷史。 比如把十八世紀末蒙古土爾扈特部落的東遷渲染成“回到祖國懷抱”,且有專門的展覽和嶄新的浮雕。 埃利亞特拍了照片發給一位蒙古學家,得到幽默的回复:看來在承德發現了很重要的新資料。

再講一個可笑的細節,當然也是埃利亞特發現的。“小布達拉宮”有道“五塔門”,城門上矗立著五座色彩各異的佛塔,符合佛教的解釋應該是以此代表中央、南方、東方、西方、北方的五方佛,可是立在門前的牌子上寫的中英文解說錯誤百出,不但將五座塔說成是代表藏傳佛教的五大教派,如黃塔代表“黃教”即格魯派,黑塔代表“黑教”即“笨波派”,而且這個“笨”是中文“笨蛋”的“笨”,於是英文解說依照中文翻譯為Stupid ,於是原本在正確的解釋中幷不存在的苯教便寫成了the stupid wave sends 。

四、
作為中國政府討厭的異見人士,我和王力雄經常會被限制自由,遭到軟禁。 我被限制更多,體現在王力雄可以得到護照(但有時候連護照、簽證都沒用,國家安全警察可以在你臨上飛機之前,宣布你的旅行作廢),而我從來得不到護照。 我們都認為這與我們的民族身份不同有關。

有一段時間,危險似乎已經迫在眉睫,我真的不知道僥倖躲過的成分會有多少,就像曼德斯塔姆夫人所寫:“另類,話多,對抗……這些特性似乎就足以構成被逮捕和被消滅的理由了。”於是,埃利亞特每天上午都會在Skype上呼我,看我是否又度過了安全的一日,然後,他會開心地、大聲地用藏語和漢語各說一遍:“不錯!”

就像曼德斯塔姆夫人所寫:“我們生活在這樣一些人中間,他們後來消失於另一個世界,被送往流放地、集中營和地獄……”是的,我說的是伊力哈木·土赫提,我們的摯友,維吾爾學者,於2014年1月15日當著兩個幼子的面,被幾十個警察野蠻地從北京家中帶往烏魯木齊囚禁,至今未獲自由[5] 。 而在他被消失的七天前,我和王力雄還與他在民大附近的維吾爾餐廳見面,還去他家見到了他瘦弱的妻子和多病的母親。

12年6月在北京:從左至右,王力雄、伊力哈木·土赫提、埃利亞特·史伯嶺、茨仁唯色。

12年6月在北京:從左至右,王力雄、伊力哈木·土赫提、埃利亞特·史伯嶺、茨仁唯色。


在他被消失的兩年前,同樣是在這家維吾爾餐廳,埃利亞特與伊力哈木一見如故,在我們四個人的合影中,這種真誠與信任顯露無遺。 伊力哈木的女兒菊爾說埃利亞特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不只是因為他安排伊力哈木去印第安納大學做訪問學者,當伊力哈木赴行時卻在北京機場被扣留,使得18歲的菊爾心惶惶地獨自遠去美國,但幷未在後來的日子遭遇困厄,原因是她一直被父親託付的這位友人照顧著。

實際上不只是對朋友才會付出關切,不是這樣的。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過一段話:“正如我的藏學家友人Elliot Sperling ,儘管他的研究在於圖伯特歷史和中藏關係,但他同時對圖伯特的政治問題、人權問題等現實問題非常關注。他曾這樣解釋他對西藏問題(他會修正說是'圖伯特問題')的關心,乃基於對公民社會的根本價值予以認可幷捍衛的立場,而這與民族與國別無關,卻因此支持圖伯特救亡圖存的鬥爭事業。”而這種種行動,正如加繆( Albert Camus )所說,“不會止於個人的義憤,又具有對他者的關懷。” [ 6]

在此僅舉兩個事例:去年5月,鑑於中國政府對拉薩老城以改建為名進行破壞的事實,埃利亞特在國際藏學界發起呼籲, 130多位各國藏學研究者聯署,在“致習近平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公開信” [7]上指出:“此種毀壞……不僅僅是西藏的問題,也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這是一個國際性的問題”,將使得“拉薩變成一座21世紀初的旅遊城市而失去了它的獨特性和固有的傳統文化”,幷要求立即停止對拉薩的破壞。儘管呼籲未能起效,但足以表明中國政府的行為多麼糟糕。

另一件事是中國獨立電影人王我攝製的紀錄片《對話》 [8]於今年3月完成,這是一部有關西藏問題、新疆問題等民族問題的紀錄片,其中有尊者達賴喇嘛與幾位中國知識分子通過網絡進行對話,以及主持這一對話的王力雄對民族問題的思考。 埃利亞特不但幫助修訂全片的英文字幕,幷在印第安納大學最先放映。

五、

有一次,埃利亞特的女兒蔻琳也來北京了。 他的女兒才是真正的美人呢,相信見者都會有驚若天人的感覺。 埃利亞特就會面露得意,用藏語說“有其父必有其女”。 我就會做出懷疑的表情,小小地打擊一下列寧同志。

其實埃利亞特年輕時的嬉皮士風采還是很帥氣的,儘管如今從外表上看,嬉皮士顯然已經成功轉型為學者形象,但我覺得他是嬉皮入骨。 不然,他不會在前年的一個酷夏之夜,與我和兩個藏人在墨西哥風味的飯館喝得大醉,抱頭痛哭。 王力雄聽說後笑嘆史伯嶺可真是個老嬉皮,居然跟年齡跨度不一的你們喝酒還喝醉。

我很喜歡他的女兒,不只是因為她的美貌,還因為1995年春天,埃利亞特攜七歲的蔻琳去拉薩(他總共去過八次,最近一次是2004年去的),他教了女兒一句藏語:“博格達波博彌應” [9] 。 於是,無論是去拜訪主人早已流亡數十年的布達拉宮,還是去憑弔文革被毀成大片廢墟的甘丹寺,長得像天使一樣的女兒會對遇見的僧人,或者朝聖的老人和婦女,用清脆的聲音、用他們聽得懂的語言輕喊“博格達波博彌應”,藏人們無不驚訝、感動甚至流淚,我第一次聽到這個故事時也差點哭了。

六、

埃利亞特自製圖片

埃利亞特自製圖片

原本以為我們在這個夏天又能見面的。 我提前從亞馬遜網購了兩本中文書:《曼德斯塔姆夫人回憶錄》和《雪域求法記——一個漢人喇嘛的口述史》,這是送給嗜書若命的埃利亞特的禮物。 還打算這次要帶他去另一家藏餐館品嚐具有圖伯特風味的美食。

6 月間,我和王力雄在南蒙古旅行時,聽埃利亞特說他順利拿到了簽證,這還真是出乎意外,畢竟有太多的藏學家、漢學家、新疆學家等等國際學者,因為不同於中國政府的觀點而遭到排斥,不予簽證。 也許埃利亞特·史伯嶺是統戰對象?

但顯然不是。 而是一個類似於貓玩老鼠的遊戲。 7月5日下午,當埃利亞特經過十幾個小時的飛行抵達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不但被拒絕入境,還被中國警察帶到小房間拍照、盤問,禁止使用手機,上廁所被跟,被扣留1個半小時,且被修改原機票的返回日期。 當我第二天在Skype上見到他時,他已安坐在他紐約家中,似乎就沒動彈過,這讓我感覺魔幻。

不提所耗費的時間和精力,僅機票和簽證費共損失近兩千美元,這難道是中國政府故意折騰他嗎? 伊利亞特倒是很幽默,把被打上醒目黑叉的簽證照片發給我說:“熱烈恭賀史伯嶺獲得中共授予外國人的人權獎!”

我自是忿忿不平,當即將這一事件在推特和博客上做了曝露,引起了諸多媒體的重視。 紐約時報採訪了伊利亞特,引述了他的話:“我很清楚自己為什麼被拒絕入境。我認為,這明顯與伊力哈木有關。中國試圖壓制那些聲援伊力哈木的人,迫使他們保持沉默,或者至少是孤立他們。”而對於是否還能去中國,伊利亞特說“我不會為了獲得簽證而遵從專制規則。”——看看,埃利亞特·史伯嶺絕不是列寧同志啊。

王力雄轉過頭來對我說:“看來你倆往後只能在Skype上見面了。”

轉12小時前Jamyang Norbu la在臉書上發的圖文:My very dear friend Elliot Sperling, passed away just a few days ago at his apartment in Jackson Heights NY. At the moment I am not capable of saying much more, but I lit a choe-me lamp to honor the memory of an outstanding Tibet scholar, courageous human-rights activist and a man who was unwavering in his dedication to truth and freedom.

轉12小時前Jamyang Norbu la在臉書上發的圖文:My very dear friend Elliot Sperling, passed away just a few days ago at his apartment in Jackson Heights NY. At the moment I am not capable of saying much more, but I lit a choe-me lamp to honor the memory of an outstanding Tibet scholar, courageous human-rights activist and a man who was unwavering in his dedication to truth and freedom.


寫於2014年7月13日,拉薩

註釋:
[1] 埃利亞特·史伯嶺( Elliot Sperling ,國際著名藏學家、中國學家,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中亞研究系教授,中譯又寫艾略特·史伯嶺。
[2] 《曼德斯塔姆夫人回憶錄》,(俄)娜傑日達·曼德斯塔姆著,劉文飛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3年。
[3] 詩句來自俄羅斯詩人曼德斯塔姆( Osip Mandelstam )的詩<我們活著,感受不到腳下的國家> 。
[4] 讓旺隆巴:藏語,自由世界。
[5] 伊力哈木·土赫提: Ilham Tohti , 1969年生人,著名維吾爾人學者,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國際結算專業副教授,“維吾爾在線”網站創辦人和站長。 2014年1月15日被捕, 2014年9月23日,被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中級法院以“分裂國家罪”判處無期徒刑。 現被關押在烏魯木齊第一監獄。 國際筆會於2014年3月31日授予他“芭芭拉•戈德史密斯寫作自由獎”。 包括達賴喇嘛、埃利亞特·史伯嶺、廖亦武等國際著名人士以及多個國際組織和團體,提名他獲“薩哈羅夫思想自由獎”。
[6] 加繆即卡繆這句話見《反抗者》,台灣大塊文化,嚴慧瑩譯, 2014年。
[7] 國際藏學家致習近平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公開信:呼籲立即停止對拉薩老城的破壞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5/blog-post_6051.html
[8] 完成於2014年2月的紀錄片《對話》,由中國獨立電影人王我拍攝,時長近兩個小時,中英文字幕。 記錄了中國境內外藏人、維吾爾人、漢人等不同族群之間的對話和思考。 影片以2011年初,由中國作家王力雄發起的,兩位中國律師滕彪、江天勇及推特網友與尊者達賴喇嘛之間,利用網絡突破封鎖進行視頻對話開始,到2014年初致力於民族對話的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被中國當局逮捕為止。
[9] 博格達波博彌應:藏語,意為圖伯特的主人是藏人。
(轉自 自由亞洲特約評論 ,並發表於《Trails of the Tibetan Tradition: Papers for Elliot Sperling》一書)

原刊於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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