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說給誰聽與說什麼 夾縫中的語言與文化

2016/2/17 — 16:21

參訪韓國藝術家金容翼工作室。

參訪韓國藝術家金容翼工作室。

【文:賴依欣、陳伯義;攝影:陳伯義】

在最後修改這一篇文章的同時,台灣正經歷一場巨大的轉變。2016年1月16日台灣人民用選票選出第一位女性總統:蔡英文女士。在蔡英文總統發表當選感言的國際記者會上,同步口譯即時進行,整場記者會面對的不僅是台灣、兩岸的群眾和華人社會,更是面對世界各國與國際媒體。而記者會結束後,BBC中文網即時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出在蔡英文總統的發表感言中,中文談話與英文口譯因對象的不同以及所可能涉及的敏感話題,其中的措辭差異造成婉轉與直接的兩種政治表述。

說給誰聽與說些什麼,在台灣的政治情勢與主體表述中,語言的使用可以是一種直接但也可能是迂迴的戰術。對於語言的思考,在此次參與第四屆的R:ead「駐村.東亞.對話」(簡稱「R:ead#4」),因應著韓國總監安素賢提出的主題「模仿與區別:東亞細亞的殖民與語言」,不僅對於台灣和日本的殖民歷史、和中國的政治連結、漢文的使用與轉變等有更為深入的討論和思考,在兩週位於韓國的駐村中,與來自東亞四個區域的藝術家和策展人,在各自不同地區的歷史進程、政治活動和文化交織中,對於社會、文化和藝術等面向擁有什麼樣相似與相異的思考,不斷地拋出問題和討論。其中,特別的是,這樣的溝通與對話還包含著一種實踐的過程,回應著此次R:ead#4由韓國總監安素賢所提出的主題。在活動中,參與者所有的對話皆是以各自的母語進行大量且深刻的交流和交叉討論,其中重要的中介便是日、中、韓語的口譯者,不僅為話語意義進行翻譯,亦是文化翻譯的詮釋者,其中所跨越的障礙、企圖擺脫的語言權力、暴力和排他性,以至於延伸並回應到每一個區域的歷史與現況,在現實中以母語溝通,做為一種體現差異與區別的實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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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的自理、暴力和排他性:以殖民語言批判殖民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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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次的報告中,日本策展人趙純惠朗讀了作家溫又柔(R:ead#3的參與者)的文章〈展開「國語」的旅程〉。身為台籍但以母語日文寫作的溫又柔,以身分和語言的關係為主要創作議題,在文章中描述了自身與家人、不同語言中的關係稱謂,以及對她而言「日語」做為國語的書寫過程。在趙純惠朗讀時,僅能閱讀中文的我,以中文翻譯文章做為思考的文本,然而,幾天後透過中日的口譯者池田Lily茜藍更進一步的解釋後,我才逐漸意識到文章中有許多日文書寫的方式和用詞,是難以被轉譯於另一種語系所呈現,包括日文平假名、片假名和漢文,與作者使用時欲表達的主體關係,以至於其中隱匿夾帶的感情溫度。

台灣組進行首次簡報。

台灣組進行首次簡報。

語言的使用與轉譯在特定的歷史脈絡與地域中的意涵,以及其背後所隱含的文化思想,開始成為我們討論的核心,不斷思索語言背後的主體意義和文化翻譯如何可能。台灣和日本/日文的特殊關係來自於殖民的歷史脈絡,日本政府所進行的同化政策包括以日語做為國語的教育方案。今日,我們仍在生活中經常聽到祖父輩的日文對話,閱讀台灣日治時期作家以日文書寫的文章、小說和家書,甚至在日治時期台灣藝術家的畫作中看到日本國旗─—國家/國體的標誌象徵,其中說話者/書寫者/創作者的國族和國體思考,卻仍需要進一步的討論和辯證。在首爾的一場座談中,Lee Myung-won教授談到台灣作家吳濁流以日文書寫的《亞細亞的孤兒》時,首先提出兩個問題:為什麼不以中文而以日文書寫?為什麼不在台灣出版而在日本?進而討論語言的暴力、自理與排他性。在台灣,針對這點有許多人普遍認為吳濁流是有心有意寫給日本人看,而Lee Myung-won教授則進一步提出這是以殖民國家的語言對殖民進行批判,而非強調台灣民族自覺的小說書寫。這樣的說法亦是將陳培豐在他的《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台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一書中所談到的,「台灣人以選擇性、自律性的態度積極去接受『同化』中的近代化,不是妥協而是一種『以接受做為抵抗』的抵殖民」,更加推進說明台灣作家如何思考自身所處的社會與政治環境,將語言所隱匿的暴力性置入展現於小說的語言形式和系統之中,以殖民語言批判殖民本身。

日本組進行最後發表。

日本組進行最後發表。

 

翻譯中他者的觀點以及他者詮釋下的誤解

在首爾的最後一場論壇,是由文化學教授Kim Nam-See以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在1735年出版的《格列佛遊記》第三部「諸島國遊記」(A Voyage to Laputa, Balnibarbi, Luggnagg, Glubbdubdrib, and Japan),當中Lagado的語言學院在研究人可以不靠語言就可以溝通的方法,其一是透過物來溝通就可以更快速,避免A所擁有的物需由影像訊息轉成語言訊息,然後當B接受到A的語言訊息後再轉成B對物的影像訊息;其二是言說語言會造成Lagado的人們肺臟的負擔。雖然這是小說中令人莞爾的橋段,但不正是人類在語言發明前的溝通方法,若不能在不同語言之間溝通,不也可以使用物的影像訊息來溝通。然而在「諸島國遊記」中卻隱藏著值得被討論的議題,也就是大航海時代後被西方打開的神祕東方,其語言的翻譯隱藏著西方中心的意識型態,也就是被翻譯的亞洲語言是西方詮釋下的他者。金教授藉由後殖民理論中他者的概念來審視語言如何被理解、解釋與詮釋。

參訪實學博物館。

參訪實學博物館。

回顧亞洲語言的漢字(方塊字),對歐洲人來說是如何理解與翻譯,可以追溯到1585年西班牙耶穌會傳教士門多薩(Mendoza)所發表的《中華大帝國史》,這本書描述了明朝富裕強盛的社會、幅員遼闊的領土以及漢字。英國哲學家培根(Francis Bacon)依據門多薩的著作,說「書寫實體的方塊字,這些字既不表現一般的詞,也不表現字母,卻表現事物與概念」。如果漢字既不是詞也不是字母,那依照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所設定的原則,既不表現思想的形象,也不表現拼音字的思想意象,那就可以把漢字視為一種原初語言。在17世紀原初語言是指上帝造人之後,亞當與夏娃與上帝溝通訊息的語言,所以在當時的歐洲,無論在哲學或是神學的領域都在找尋原初語言的思潮,希望找回亞當與夏娃在未犯下原罪前與上帝溝通的語言。歐洲是使用拼音文字,當歐洲在解釋漢字時使用好多種方法來探查漢字的結構特性,其中將漢字視為他者來詮釋,可以透過基督教對漢字的解釋來做探討。例如:橫(—),在上方代表天,下面代表地,中間表示天地間受造萬物。豎(︱),中間豎表示上下貫通,更進一步的與聖經上的意義而延伸。例如:十,世界上所有文字中,唯有漢字用十字架代表10,表明唯有十字架成就了十誡,十字架成就了律法,它包含了天地受造萬物,聯通了天上地下,既代表神的公義審判,又顯明了神的救恩。人,撇表示生氣自天被吹入人體內,人成為有靈活人;也表示人背逆而行離開生氣,離開聖靈。王,主耶穌在十字架上連通了天地,十架上掛的牌是「猶太人的王」,他是全世界的王(約翰福音)。主,超過王的神,耶和華是萬主之主,萬王之王。這些基督教對漢字做為他者的解釋,也包含了歐洲對中國文化的合理性解釋。

然而耶穌會對於當時明朝的介紹引起了歐洲極大的興趣,但事實上那是基於一半現實一半幻想的觀念。在啟蒙時代的歐洲思想家,如:萊布尼茲(Gottfried Leibniz),都在耶穌會報導的基礎上,把當時的中國過度理想化,將其視為歐洲可以參考的社會模式,主要是因為經歷過宗教戰爭而走向政教分離的歐洲,中國不正剛好是不受宗教(教會)控制的世俗社會。其次是中國的科舉考試制度比起歐洲世襲的貴族階級來說,對於人才發展與社會階級晉升更具有靈活性與穩定性。歐洲對於漢字的詮釋,從文化翻譯來看就產生了兩種意義,其一就是它包含宗教意涵的西方中心意識型態,也就是他者的觀點;其次是透過幻想對漢字作做詮釋的誤解,因為翻譯的過程中產生誤會,而這種誤解卻恰好成為創造的可能。

如果我們透過回顧17世紀歐洲翻譯漢字時產生的兩種意涵,來思考亞洲在1940年代受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語言與文化議題,那麼不僅可思考殖民時期的文本做為當代創作的可能,也可以在不同年代的翻譯中探查其背後更深層的意義。因此我引述嘉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這段話來回應Kim教授的座談,「理解的本質不是更好理解,而是不同理解。始終是一種創造性行為。」

在Mixrice於Maseok furniture factory的基地團體合照。

在Mixrice於Maseok furniture factory的基地團體合照。

 

時代精神(Zeitgeist)與自我反身性(Self-reflexivity)

中韓口譯者陳慶德在一次的分享中,提出三個哲學面向來思考「時代精神」:人類歷史性反省的精神、反省現代社會的精神、藝術家透過自己作品反省時代。一群藝術家、策展人和藝術工作者群聚於韓國兩週,重探東亞和離散(diaspora)與重返的關聯,對於語言的轉換和差異進行綿密的討論,並以作品和展覽概念進行回應,是某種反身性的思考與辯證。在進駐的過程中,韓國藝術家團體Mixrice帶領我們參訪Maseok furniture factory,一個1960年代曾經是痲瘋病人群居康復、1980年代逐漸轉變成(非法的)木作傢俱工廠的工業區,目前大約有600多名非法外籍勞工在此工作,大多來自孟加拉、巴基斯坦、伊朗、緬甸等地,在當地組成社群。這個過去與現在皆是韓國社會的「他者」,最近面臨地區是否即將被重整和重建等問題。Mixrice在2008年開始進入社區,他們的計畫以陪伴的方式在社群裡進行活動,如集結當地居民和鄰近創作者舉辦演奏會等,期間甚至有當地勞工自發性的以自己的語言寫劇本演出;在旅程的最後一天,Mixrice導覽他們所生活的周遭區域城美山小鎮(Seongmisan Village),自1994年起開始醞釀成立社區相互的支援系統,包括合作社型態的托育中心、替代學校、醫療合作社、學習中心等,並定期舉辦各種慶典、活動,召開社區會議,凝聚社區的向心力。這些讓我想起台灣藝術家倪祥與友人成立的大林浦工作站,長期在台灣南部大林浦工業區進駐和社區互動,便是希望以一種長期的方式在當地喚起居民,透過活動包含演唱會和不同媒材的創作等凝聚並培養社區關係,讓社區居民擁有自我發聲和表述的機會。

這些參訪、認識和思考回應了田野做為藝術實踐的一種方式,重新認識自己與地方、與社群/社區感覺結構的異同;亦回應了韓國策展人安素賢在R:ead#4的報告中所提到的,「dispora(離散)」這個單字的語源包含兩種移動方式,有著將種子「分散開來」與「栽植」(dia+spora)的語源,連結藝術家對於歷史的研究和資料搜集,以生動的個人經驗為本,在對歷史進行採集和探索的過程中,帶有自我反身性的以雙眼、身體、話語和作品浸潤並回應當代社會。

 

(原文刊於《今藝術》 2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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