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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孔子(六)

2016/4/7 — 8:32

孔子出生於西元前五五一年,距離西周結束平王東遷,大約兩百年的時間。這兩百年的變化,一言以蔽之,就是周天子的地位持續地下降,與此同步的,是封建宗法制度的鬆動到逐步瓦解。

孔子說:「吾其為東周矣!」這裡的「東周」指的就是周天子所在的「成周」。他的想法,應該放進在「為東周」的根本目的架構中來理解。從西周到東周,封建宗法持續解鈕,連帶地,原本的「城」也變質了。

封建宗法在地理上,是以一個一個相對自主的「城」所連結起來的。周天子所在的城是最高層的網絡中心,周邊圍著諸侯所建立的城,城與城之間有著由「禮」所規範的種種直接互動。每一個諸侯所在的城,又是第二層的中心,周邊圍著由世卿封地所建立的城,同樣的,這一層的城與城之間也有由「禮」所規範的各種聯繫活動。在往下,世卿的城周邊圍著大夫的封地,有些大夫的城又圍著更次一級大夫的小城,如此一層層架構起封建秩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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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與城之間有著明確的關係,不是由地理或貿易力量來決定的,而是由城主與城主之間的宗法關係決定的。然而,進入東周之後,宗法愈來愈維繫不住,連帶地,城與城之間原本固定、明確的關係也就開始動搖,其他非宗法的因素一步步改變改造了這分關係。

最直接也最強烈的因素,是經濟與軍事的力量。封建宗法的底層,產生了愈來愈多游離的「士」,於是一個富庶的城,可以吸引較多的「士」移居進來提供其或文或武的專業協助,進而也就取得佔領更大土地,甚至搶奪其他的城的機會。於是,幾個最大的諸侯,持續擴張其勢力,離開了分層封建的模式,轉型為疆域國家,佔有一定的領土,而且還不斷擴大領土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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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孔子出生時,這種「疆域國家化」的傾向已經明確建立了,那正是「春秋時期」最主要的特徵。在原有的封建制度背景上,升起了「疆域國家」,於是就引出了兩項重大矛盾。

第一是,「疆域國家」是既成現實,舊的封建宗法失去了政治組織上的功能,然而那一整套規矩卻沒那麼容易被遺忘。封建宗法規矩仍然構成貴族教育的核心內容,於是這些人所學習的原則、規範,必然和政治、社會發展的現實脫節得愈來愈遠。
諸侯王室的武力與權力愈來愈大,年年持續征伐擴張,將本來分層封建的獨立的城打下來,變成即直接統治疆域內的一部份,但這種新的做法、新的權力,在封建宗法的系統中,找不到合法的著落。換句話說,從「禮」的角度看,這些國君所做的事都是破壞秩序的錯誤,而且擴張得愈大,愈強盛的國,錯得愈嚴重。

政治上的「實然」和「應然」彼此脫離了。現實上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在道理上卻因為「王官學」的強大傳統,一直維持原有的封建宗法原則。一直要到「法家」的興起,才徹底揚棄「王官學」及其抱守的封建宗法原則,完全從承認現實,解釋、安排現實的角度,找出合理化的說法來。

還有第二項矛盾。封建宗法是一套分層結構,講究的是上下關係,諸侯壯大擴張,違背了原有的上下安排。往上,他們不在嚴格遵守對於周天子的種種義務,專心發展自身的經濟與武力;往下,他們侵奪進而取消了許多世卿、大夫封地的獨立性,將之納歸到自己的管轄範圍內。但因為封建的上下關係是層層相扣的,於是在這過程中,不可能只有諸侯這個層級受到影響。

諸侯可以不尊重周天子,不遵守對周天子的義務,那世卿或大夫也一樣可以不尊重國君,不遵守對國君的義務。諸侯可以向下侵奪世卿,那又如何阻止世卿有樣學樣向下侵奪大夫,佔領大夫的封地?

諸侯們自利的做法,產生連鎖反應,回頭危害到本身的地位。例如孔子所在的魯國,到西元前第六世紀末,就發生了「三家專政」的問題,也就是三個強大的世卿不斷擴權,實質上掌握了魯國國政。

封建宗法維繫不住,但也沒有另外的規範給予諸侯特殊的地位,於是上上下下有野心的人,都有了可以不顧原有封建宗法身分,積極尋求擴大權力的機會。在野心的驅策下,人會做出許多極端的、破壞性的行為來,造成集體生活上的困擾與不安,要如何節制這樣的現象?這是孔子那個時代具體而迫切的大問題。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刊於作者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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