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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儒學(一):明哲保身的哲學

2018/4/1 — 18:46

孔子畫像(圖片來源:wikipedia)

孔子畫像(圖片來源:wikipedia)

【文:楚清秋】

成語「明哲保身」,來自《詩經.大雅.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輯錄古代華夏子民賦詩言志、訴說心聲的古籍《詩經》,是儒家學說的源流之一。孔子提倡「儒學」,迄今已有近二千五百年歷史;在中華文化浩瀚長河中,「儒學」自橫空出世以來便一直保持著重要地位。在時間洪流的砥礪、政權更迭的洗禮下,儒家學說滋生出無數派別;從純粹一套人生觀、哲學,演變成倫理學、管治學、乃至宗教學。

儒家學說在中國歷史上的轉捩點,是西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除了確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國管治學的地位外,亦產生出無數尊崇儒家的帝王將相。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要各司其職,各安其位;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在中國歷史上,要「急流勇退」、「明哲保身」從來是臣子的「議題」;沒有天子要退位的道理(當然不得時勢、甚或有人謀朝篡位則另當別論,這裡說的是天子「自動」退位;「禪讓」從來只是美談,這邊就不贅述)。這篇文章希望討論的,是儒者對「明哲保身」推崇備至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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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普遍相信,有智慧者才能「明哲保身」;正如《易經》所云:「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兇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能洞察先機是最妙的。所謂先機,是形勢的微妙變化、是反映吉凶的先兆。君子一旦察覺先機,便會馬上作出決定。)春秋時期輔助越王勾踐擊敗吳王夫差的兩位名相范蠡和文種,為何命途迥異?兩者自是聰明絕頂的謀臣,但范蠡深諳「鳥盡弓藏」的道理,認為越王為人「只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功成便告歸隱;文種縱得范蠡提點,稱病不上朝,但最終仍被越王賜死。然而,這件事上錯的是誰?錯的是怕被「功高蓋主」的勾踐。不過,人們總是讚揚范蠡明哲保身的智慧,卻甚少有人(尤其儒者)鞭撻勾踐的心狠手辣,還彷彿在嘲笑不知進退的文種。

事實上,「明哲保身」,往往與「見義勇為」成對比;因此,傳統儒者總是譴責因義舉而受傳頌的遊俠或俠義之徒。撰寫史學巨著《史記》的司馬遷對此不以為然(西漢初年,依然盛行黃老道家學說;太史公受其父司馬談影響下,亦偏向道學),更特意撰寫《遊俠列傳》,記錄一些義薄雲天的民間俠客事績。司馬遷認為遊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講得出,做得到、信守諾言、為別人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司馬遷在當時頌讚遊俠,雖不至於冒天下之大不韙,但至少亦因此飽受儒者批評。例如《漢書》作者、東漢時期的班固認為遊俠是「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誅矣」(此等人粗鄙才疏,卻掌生殺大權,其罪是萬死不足以蔽其辜)。為何評論兩極?因為儒者認為遊俠是在破壞他們所信奉的禮教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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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時期,多次出兵攻打匈奴;其中,將軍李陵因為兵敗而投降匈奴。漢武帝怒不可遏,下令誅殺李陵一家;朝中臣子亦紛紛附和讉責李陵,認為他「叛國」、是「漢奸」。唯獨司馬遷認為李陵做人行事正直、對士兵恩信,為了國家奮不顧身,僅帶少量士兵便長征匈奴,親身面對強敵;並非於宮中穩坐高堂、享受高床暖枕的臣子可妄下定論。司馬遷仗義執言,結果卻慘遭「宮刑」。班固認為「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司馬遷見多識廣,卻不知獨善其身);明末清初時期的大儒王夫之《讀通鑑論》中,認為「遷之為陵文過若不及」 (司馬遷搶著為李陵文過飾非)。可見在儒者眼中,司馬遷的「見義勇為」是愚不可及的;彷彿在朝中對皇帝唯唯諾諾、山呼萬歲,才是「明哲保身」、才是大智慧。然而,儒家經典《禮記》不是說「刑不上大夫」(刑罰不會強加於士大夫)嗎?怎麼沒人替司馬遷辯護?就當在朝者是戒慎恐懼,如《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可是後世亦甚少有儒者批評漢武帝這個殘忍決定(沒有刑罰比「官刑」更侮辱了)。

北宋大臣司馬光,除了是個史學泰斗之外,亦是個大儒。他雖無為其政治、哲學思想著書立說,但在著作《資治通鑑》中以「臣光曰」的方式絲絲點點滲露出來。他對西漢初年名臣張良的「明哲保身」推崇備至:「如高帝(劉邦)所稱者,三傑(韓信、蕭何、張良)而已。淮陰誅夷(韓信被諸三族),蕭何系獄(蕭何被囚),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不就是由於功名已達到巔峰卻還不止步的緣故嗎!)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張良)有焉。」本文先不評論張良是淡泊名利、還是怕功高蓋主而學范蠡保命;司馬光貶抑韓信、蕭何二人,說他們功名到頂還不止步,暗示他們被害好似理所當然;筆者則覺得有失公允。首先,何謂巔峰(履滿)?漢得天下,蕭何論功行賞位次第一,劉邦猜忌心重、恩將仇報是他的問題,司馬光卻彷彿在說蕭何領功是錯的一樣;這番言論放於現代叫作「Blame the victim」(責怪受害者)。然後,韓信在楚漢相爭時期,絕對有能力自立為王,乃至於倒戈相向,更有武涉、蒯通先後遊說韓信叛漢;惟韓信心念舊恩,對劉邦知遇之恩存感激之情,並最終助其奪得天下。假若韓信真為了功名利祿,大可一早背叛劉邦,自立也好、投靠項羽也好,豈不是「更上一層樓」?司馬光卻視韓信效忠劉邦為理所當然,更指韓信是戀棧功名;這番言論放於現代叫作「Character assassination」(人格謀殺)。歷史上,「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的例子俯拾皆是;豈能每位人臣都忠於其主子?「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撇除道德倫理,單論人性,有能力把持朝政難道拱手相讓?說到底,司馬光只是在勸諫臣子:把權力、榮耀歸還主上而已。

「明哲保身」,毋庸置疑是智慧的表現。然而,以勸人「明哲保身」為名,實則為封建制度塗脂抹粉、為獨裁者攫取權力的行為,則教人齒冷。在民間有俗諺:「各家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在中國混濁而複雜的環境中,彷彿「智慧」與「仗義」無法並存。「應否明哲保身」這個中華文化的謎思,中國人至今仍在其漩渦之中。

作者簡介:九十後香港大學生、中國歷史愛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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