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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孔子(十二)

2016/4/14 — 11:44

影星周潤發曾經飾演孔子

影星周潤發曾經飾演孔子

「周遊列國」期間,孔子在南方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人,給了他不一樣的意見與評價。

『論語.微子』:「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有一個「狂人」經過孔子的門口或孔子的車,大叫說:可惜啊,可惜啊!這麼像樣的一個人才,卻沉淪落魄成這樣?你怎麼會不知道現在都是些什麼樣的人在從政,幹嘛自甘墮落跟人家在裡面攪和?過去的沒辦法挽回了,未來還可以不用在葬送進去吧!聽到他這樣的說法,孔子趕緊從堂中或車上下來,真誠想向他解釋自己的立場,但人家就揚長而去,根本不願聽孔子說。

還有,『論語.微子』:「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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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路上要找渡口,看到有兩個人並肩拉著犁在耕田,就派子路去問路。子路先問其中的長沮,長沮問他:「你是替誰駕車的?」「替我老師孔丘。」「就是那個魯國的孔丘?」「是啊!」知道子路是為了魯國孔丘來問路,長沮竟然就回答:「這個人不會迷路,他是知道渡口在哪裡的人,不必來問我。」子路八成傻眼了吧?明明就是我老師找不到渡口才要我來問的啊!

不得已,換問另外一個,桀溺。這個也一樣不乾脆回答,問:「那你又是誰?」「我是仲由子路。」「是那個魯孔丘弟子子路?」「就是。」然後桀溺就訓子路一頓:「你們不知道全天下的人都一樣嗎?一天到晚跑來跑去想要找到不一樣的國君、不一樣的大夫,怎麼可能找得到?與其找不跟別人一樣的人,不如找跟整個世界都不一樣的人吧!」說完了就和長沮兩人繼續犁田,不理會子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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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也真倒楣,問了兩人,還是沒問到渡口在哪。後來他大概找了其他人問路吧,問清楚了後,回到孔子身邊,就將剛剛遇到長沮、桀溺的怪事講給老師聽。孔子聽完了,動容感慨說:「唉呀,人不可能和鳥獸在一起,總希望能和自己的同類共處。他們是我的同類,如果現在天下不是那麼亂,我一定會選擇跟他們在一起,過他們那樣的生活。」

顯然,孔子完全理解長沮、桀溺他們那種「避世」的態度,也有一定程度的認同,但他身上有著他們沒有的一份使命感,就是無法明知天下大亂而無所作為,他並不是狂妄地以為靠自己的力量能夠讓天下不亂,而是無法忍受被動地、逃避地接受天下大亂的事實,不試圖予以改變。

另外一段故事,『論語.微子』:「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又是子路陪著老師在外,走一走子路跟丟了,他看到路邊有個老人家,就過去問:「有沒有看到我老師從這裡經過?」老人家沒好臉色地回應子路:「什麼老師不老師的?那種從來不勞動身體,也分不清五穀種類的,算什麼老師?」然後就不理人,繼續在田裡的工作。被莫名其妙訓了一句,子路倒是依舊保持恭敬,還是禮貌地站在那裡。被子路的態度感動了吧,天又晚了,老人家就收留子路到家裡睡一覺。到了家,還準備了豐盛的晚餐招待子路,並介紹兩個兒子和子路認識。

天亮後,子路追上了老師,把前夜的經歷說給老師聽,老師感動地說:「這不是一般人啊,你遇到有特殊智慧的隱士了!趕快回去找他。」子路回到前夜居留的地方,老人家已經出門了,子路只好將孔子交代他說話,說給了老人家的兒子聽。孔子鄭重其事地要對老人家解釋:「我之所以孜孜矻矻做這些事,是為了保存倫常之『義』。父子長幼之間不能沒有一定的行為規範,那難道君臣之間就可以沒有嗎?潔身自好不做事不沾惹,結果就只能坐視君臣間的『大倫』淪喪。君子從事政治不是為了利益與地位,不過就只因為這是對的、該做的。至於做這樣的事也無法挽回大局,我早就知道,沒有任何幻想啊!」

孔子要子路轉達的話,有背景、有深意。老人為什麼留宿子路?不就是因為看到子路懂得「長幼之節」,被莫名其妙搶白一頓,卻依然維持對待長者應有的禮貌嗎?在家裡為什麼要叫兩個兒子來和子路相見?不就是因為子路長於他們,要教兒子守「長幼之節」嗎?老人家自己如此看重「長幼之節」,明白規範人倫的「禮」的價值,那麼也就該能理解孔子的用心與堅持。家裡面不能沒有「禮」,那難道國政上,君臣之間就可以沒有「禮」嗎?孔子要做的,不過就是盡己之力,保存政治上的「大倫」,並不是天真地以為這個時代還有救啊!

一而再、再而三,孔子都表明了,在現實的衡量上,他其實和這些「隱士」們同樣的悲觀,根本不覺得時局有可能好轉。但不一樣的地方是,他內在的責任感遠大過現實的估算,無論如何他必須有所努力,無法像他們一樣就去「避世」,看不到、不在乎時代、社會的敗壞。這也就是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悲壯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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