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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印尼屠殺真相、探討集體暴力本質 — 奧斯卡提名紀錄片《沉默的眼睛》

2016/2/20 — 17:28

電影《沉默的眼睛》海報

電影《沉默的眼睛》海報

(編按:第88屆奧斯卡金像獎將於月底舉行,角逐最佳紀錄片的作品,其中有荷索和艾路莫里斯的沉默的眼睛》。繼《殺人凶戲》之後,二人再次探討印尼的真實,以下為電影詳細分析。)

三年前,探討1965年印尼「反共」大屠殺的紀錄片《殺人凶戲》(The Act of Killing)震撼國際各大影展,一度引起熱議。畢業於哈佛的美籍導演奧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找來當年的民兵、行刑者在鏡頭前親身重演當時的一幕幕殺戮場面,只見他們眉飛色舞,絲亳沒有愧疚。片中載歌載舞的戲謔狂歡,顛覆了傳統紀錄片的敘述方式,卻教觀者更加怵目驚心,人性殘酷的盡處,就是純粹的荒謬。電影適時地提醒了世人,這個急速崛起的亞洲大國,直至今天仍沒有正視這場共計有100萬人被殺的歷史慘劇;當年濫殺無辜的劊子手,不但沒有承受過任何制裁,反而成了「民族英雄」,有的甚至風生水起,躋身地方政壇。奧本海默曾比喻,試想像一下二戰反猶大屠殺後四十年而納粹黨仍在執政,那些受害者會活在一個怎樣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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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人凶戲》續篇 聚焦受害者追尋真相之路

但《殺》戲劇化的拍攝手法,也惹來倫理爭議。如有評論就質疑,導演是否處心積慮引誘和鼓動那些主事者,在鏡頭前得意忘形地重現行刑過程?然而,看完去年上映的續篇《沉默的眼睛》(The Look of Silence),觀者大概會看到奧本海默苦心探問暴力和恐懼的本質兩面。兩部片的素材拍攝同期,不同之處是《沉》由受害者的角度出發,刻劃家屬的畢生哀痛、追求公義之無期,因而氣氛迴異。更重要的是,當《殺》旨在以戲劇呈現真相、揭露謊言的本質,《沉》開宗名義直視「沉默」底蘊的恐懼與幽微,卻為紀錄片的敘述向度賦予了多重意義,似在回應《殺》引來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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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本海默以一個中年視光師Adi(化名)為敘述主角,拍攝他乘走訪鄉郊社區登門替長者驗眼配眼鏡之便,趁機直面當年有份殘酷虐殺其兄長的主謀和幫兇,甚至這些兇手的第二代,詰問他們如何承擔自己的罪孽和責任。Adi在胞兄死後出生,對這個從沒見過的哥哥,算不上有甚麼直接感情;然而胞兄當年無辜慘死的悲劇,如夢魘一般揮之不去。其年近百旬的母親無法忘懷喪子悲憤,更要朝夕與有份手刃親兒的加害者同居一個鄉村。Adi冒險走上這個跨代的「追債」之路,既追尋答案,亦叩問良知。片名「The Look of Silence」因而語帶雙關,Adi替行刑者矯正視力,同時挑戰、導正他們對真相的盲目處之。

印尼反共大屠殺受害者家屬、Adi的百旬母親

印尼反共大屠殺受害者家屬、Adi的百旬母親

 

行刑者告白:「亳無悔疚」,抑或自我欺騙?

Adi造訪過的主事者當中,仍然自豪地堅信當年是為國家和信仰獻身的有之,位高權重、恫嚇追問下去只會引致歷史重演的有之,抱怨當年報國卻沒有飛黃騰達享富貴的有之,卻沒有一個人,願意承認自己當年是被國家宣傳洗腦而大開殺戒。影片穿插Adi觀看導演拍下主事者憶述和重現行刑過程的片段(應是《殺》片的素材),一臉肅然的他,在片初曾經這樣向導演問道:你覺得,他們這樣說,其實是否有流露悔意?

這大抵就是奧本海默留給所有觀者的問題。那些行兇者口口聲聲說自己為國家獻身而不悔,如此狂言,到底是發乎真心,還是他們心底裡知道,若不如此將錯就錯說服自己,就難以安心度日?換句話說,他們真的(仍然)如此相信嗎?導演似在和Adi一同引領觀者思考言說、謊言、自我實現預言之間的微妙辯證--如影片裡就有一個兩度出現、意味深長的細節:受訪的人不約而同對Adi透露,當年行刑者之間流行喝下死者鮮血的儀式,因為他們相信,「若不喝下人血,我們便會瘋掉」。其中有人更說,當年有某行刑者自覺殺人太多,每天早晨跑到樹上祈禱,瘋了;另一個則說,因為當年河裡都是浮屍和鮮血,所有人都有一段時間不敢去河裡捕魚。言下之意,似是說怕成了同類相噬的禁忌。

明顯地,如果真的理直氣壯,又何來失心瘋的恐懼?人性的墮落,顯然並不是那樣簡單而不經掙扎的過程。那麼,是為了甚麼?正如Adi一度問道,你明明認識我哥哥,知道他不是甚麼反宗教的共產主義者。為甚麼?

顧名思義,《沉》的真正力量,正在於這些對話之間眾多的片刻無聲。也許,那些主事者與幫兇,面對Adi鍥而不捨追問,未必從沒有想過當年是否做錯,只是,他們自知早已一腳踏在墳墓裡頭,人之將亡,懺悔又有何用?要是承認了罪孽,又該當如何向自己與親人交代?

Adi造訪一位當年的主事者

Adi造訪一位當年的主事者

 

無聲的力量:追認史實、跨代和解的可能

另一邊廂,那個當年逃出生天的倖存者,應邀跟Adi重回當天死裡逃生的行刑地,凝望那條曾經淌滿屍體的河流,只謂慘劇已矣,不欲多言,聲音猶有抖顫。Adi親口告訴母親當時是獄警的舅舅對外甥見死不救的事實,只見母親口說不知情,臉上卻彷彿無甚驚訝之色。也許她早已知道,也許不,真相的重量,觀者永難知曉。作為歷史記憶的守護者,她臉容如此平和,即使是說到最悲痛之處。直至片末。母親與那位倖存者會面一刻迅即悲從中來,投懷痛哭道,「你活了下來,而我兒子沒有」。而他只是輕輕說,不要哭,上主會為我們決定。《沉》刻劃了這種大悲大苦,也捕捉了這些沉默瞬間所承載的可能性--對罪惡的體認和悔悟,乃至和解、救贖,與寬容…

全片最動人的一幕,是Adi造訪其中一個行刑者和他的女兒。然而,當天的劊子手,如今已失去記憶。陪伴在即的女兒從Adi與導演口中首次知悉真相,笑容和藹的她於一剎沉默,神情夾雜震驚和哀痛,雙眼望向別處,似帶淚光。未幾她收起憂傷,鎮定地微笑對Adi說,她願意為父親道歉,希望得到他的原諒,二人對話以擁抱告終。諷刺的是,當長命百歲、記憶健全的母親畢生煎熬,當年的兇手卻連自己的罪孽都記不清楚。跟母親的記憶對照的,也是Adi那個記憶倒退到少年時代的老父。對他們來說,忘記會否是一個解脫?

如果拒絕遺忘是一種道德責任,行兇者與受害人的下一代,又應該如何超脫仇恨的窠臼,共同面對這個仍然縈迴於生者之間的夢魘?當政權選擇漠然而待,繼續向新世代粉飾屠殺史實蒙昧大眾,跨代的和解與歷史教育,又該如何說起?《沉》片末的製作人員名單大半以「匿名」示人,本身就是這場歷史悲劇尚未解禁、恐懼延續不止的明證。

形象清廉、開明改革的印尼現任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曾公開表示會在任內就事件作出回應,然而他執政不過兩年,也面對議會內外的前朝勢力與民望夾擊,短期內難以正面處理這個不容於主流政治的禁忌議題。同時,《殺人凶戲》與《沉默的眼睛》兩片有份推動了印尼國內的社會討論,亦有活躍人權組織為此奔走,包括安排Adi一家遷居、提供保護。

 

冷戰歷史悲劇 「美國例外主義」明證

但這不獨是印尼一國的責任。在《沉》片中,導演也不忘借舊新聞片段和行兇者之口,提醒觀者這段歷史不為世人記取的政治原因:它是一場被美國中情局支持,以反共產主義為名、行軍政獨裁濫殺異議者之實的「冷戰」慘劇。去年九月,導演更藉慘劇50周年,親身於《紐約時報》撰文呼籲美國帶頭正視史實,指出美國政府當年向印尼軍政府提供情報、軍事與財政支持,協助軍政府屠殺成千上萬的平民,其時美國國內媒體更傾力渲染獨裁者蘇哈圖的強人神話。

話雖如此,但奧本海默想必不會不知道美國中情局介入獨裁政權的沾血歷史罄竹難書,呼籲解密歷史情報資料、推動真相調查,難見成果。印尼屠殺的史實要是說下去,大概就會是美國、英國與澳洲如何支持、默許印尼軍政權在七十年代起揮軍東帝汶的戰爭罪行。如早在東帝汶於2002年獨立以前,美國知名學者Noam Chomsky便就長期批評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出於戰略利益,縱容印尼政府軍暴行。

美國《時代周刊》於1966年7月15日以時任印尼軍政府總統蘇哈圖為封面故事人物,並題為「印尼:共產主義者的失地」

美國《時代周刊》於1966年7月15日以時任印尼軍政府總統蘇哈圖為封面故事人物,並題為「印尼:共產主義者的失地」

 

普世主題:人道災難的「共犯結構」

《殺人凶戲》與《沉默的眼睛》聚焦印尼,但其主題卻跨越一國史實,直面人道災難的「共犯結構」:集體暴力的源由究竟是甚麼?是甚麼令平凡的鄉民執起屠刀,成為手刃親鄰的劊子手?又是甚麼,令他們一次又一次放下道德的猶豫?奧本海默借印尼反共黑暗史實,探詢極權主義的極惡,開展普世價值的跨代追尋,其道不孤。

也許恰恰因為公義必須是眾人之業,所以它定當遲來。和解和寬恕任重道遠,沒有經過拷勘而凝鍊的希望,只能是空言。《沉》裡的沉默瞬間因此銘刻永恆,因為奧本海默的鏡頭儘管見證過人世的極惡,惟依然相信冥冥之中,人性的軟弱與堅韌,甚或人間的業障與美善,皆自有其道;而它的缺憾與圓滿,必須由集體所學習、承擔和傳承。而天地始終靜默,凝視於無聲。

 

(本文刪節版原刊於《JET》2015年7月號,題為「惡之沉默,而天地無聲」,現經大幅增修並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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