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部落:一個城市的隱喻

2015/2/9 — 13:30

【文:陳可樂、梁麗敏】

 

在東印度的群島邊陲,有一群土著民族,被人類學家稱為桑提內里人 (Sentinelese)。過去六萬年以來,一直拒絕人類文明,因此,他們的岸灘被公認為世界上最難以接近的地方。 之所能與世隔絕,全因展示了從不合作的姿態:以長矛和利箭迎向所有嘗試接近的人類及升直機,敵我分明。2004 年巨難海嘯席捲印度洋,正當人類以為部族難逃被滅絕時,一個部民在灘上掹箭,射向天空的鋼鐵,再次向世界展示了他們的存在。在二十一世紀所有不符合現代化及全球化願景的空間都面臨威脅時,他們的頑強依然默默的抽扯著我們的後腿,使一切滿有道理的發展論說無可避免地塗上了一層薄光,隱隱的反射著文明的起源、強權與疲態。

廣告

在現代性的行進與想像中,部落與其說是一個實體,不如說是一種隱喻。部落各有獨特的文化,活在一起的群體以世代相傳的方式承傳裹腹棲息、與自然共生的知識。 與彼此的命運連在一起,共生(/同死)是部族的本質。

有的部族過著隱沒的生活,有的部族被現代化的浪潮擠到風高浪急之處,漸漸形成都市部族的村落形態。 在台灣有三十四個位於都市或河岸邊緣的都市原住民部落。隨著全球化的都市擴張,他們都經歷著不同拆遷的經驗,其中位於台北新店溪河畔的溪洲部族,阿美族的其中一支,自母部部落裂解出來之後,在六十年代都市化並未出現之前,覓得新店溪畔這土地,繼而拓荒,日子久了漸漸聚集一群同鄉,便形成一個新的部落。 語言學家指出,在阿美族人來說,部落原意即是「柵欄裡的人」。

廣告

 

在二零零七年初,隨著房地產市場的需求,部落被蒙上落後退步及違法佔用土地的污名,被台北縣政府陸續拆遷。溪洲部族起來抗爭,不斷尋求外界的支持,終得到台北縣長及官員的回應,承諾提供公有土地、並提出協同建屋的計劃——以原住民為主導的設計方針,落實在地的造屋過程,讓每一家戶的個別要求都得到照應,與自生共生,與鄰里友善,更讓族人得到自我認同,創造出人性化的地方。 這一過程,對照著一般城市規劃的同質特色與理性思維,讓我們看到都市生活的異質可能———通過行動,創造與都市、自然、文化生活在一起的可能。

現代文明常以二元對立的結構理解城市與部族的關係。從當時還是總統候選人的馬英九對溪洲部落的一番言論可見:「你既然來到我們的城市,就是我們的人,你來到台北就是台北人,我把你當人看,我把你當市民看,要好好把你教育,好好的提供機會給你。」 只是,落後與文明,野獸與公民,無知與智慧的二元結構關係,已一早備受質疑。

隨著城市的興起與衰敗,曾經被物化、被視作蠻夷的部落,轉化成為日漸疏離的資本社會的一個隱喻,寄寓了扭轉人生的想望。

在八十年代,法國社會學家馬費索利 (Michel Maffesoli) 把一群活於大城市、沒有鄉親血緣關係、具有共同興趣、生活方式甚至偏離社會主流的年青人的聚集, 稱之謂「城市族群」 (urban tribes) 或後現代 (postmodern tribes)。

有別於以土地及生存作為依歸的部族,城市的熱鬧/冷漠產生了一種磁場作用,把同類型的人擠在一起,建立各自的「群體」,互相慰藉,產生一種後現代文化,折射對生活的想像——友情族群作為家庭的延伸,給予家庭/社會無法給予的認同,形成自主性強的群體。住在城市的邊陲,數個人共租一個房子,往往以自由工作者的身份共創寫作及藝術項目, 共相依賴互相幫忙成為連結彼此感情最重要的信念,彷彿出現傳統部族的圖騰。在消費泛濫的社會中,他們嘗試過一種挑戰主流、質疑信條的生活模式,對結婚孩子、有車有樓、穩定事業的說法不屑一顧。  他們追求意義、對話、打開自己的勇氣,有自己的一套世界觀與妝扮之道。 由於聚在一起的人,往往是社會上比較弱勢的一群,共同群體的生活才有可能令每個離經叛道的人忘記自身,並從中得到解脫。諸如歌德式風格、剷青、龐克、波希米亞等等便是城市族群的例子。

這些現代部族折射了現代人的慾望與焦慮:(無法/)與人連結共活的渴望,及急欲建立身份認同的焦慮。

近年,面對本土/一統及殖民/自主的撕裂,愈來愈可見的城市族群在香港湧現,有的從事媒體創作的朋友聚在工廠大廈,建立自己的另類朋友家庭;有的無法置業買樓的年青人,分租一廳多房的唐樓單位,學習互相依賴及幫助。

曾經人類以離開族群,發展城市為傲。如今,都市部落的形成,彷彿提醒著人們城市生活的觸礁,響起了重新審視生活及社會架構的叮嚀。 愈多的族群,可能愈是反映出現代生活的無助與理想的遠去。

你喜歡一個城,不在於它有七種或七十種奇景,
只在於它對你的問題所提示的答案。
或者在於它迫你回答的問題,像底比斯人的斯芬克斯一樣。
—— 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

(原刊於《立村時報》)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