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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的焦慮

2015/1/29 — 16:41

「從延安到金鐘:政治與藝術」,從文學的歷史看今日的雨傘實踐,三位講者劉細良、舒琪、譚穎詩(新任《字花》執行編輯)均言之有物,這裏記一筆。

譚穎詩帶來《字花》第 53 期「佔領事典」,亦坦承在運動中面對不少「這個時候去寫文學還有什麼用」的質疑,儘管知道這些攻擊有惡意攻擊及情緒宣泄的成分,但不少文學人也確實認真地去思考面對。譚以魯迅在《且介亭雜文》 (1927) 的思考,去梳理此問題。她認為,在運動中我們真實的受傷、心靈的創傷,但這些歷史因為不容於政權,而只能以「個人歷史」的方式呈現;但文學在此並非無力,而是作歷史的見證者,以事實去對抗謊言,並藉此保護人們的判斷力,對抗麻痺與忘卻。

劉細良則一方面以個人在佔領區的經歷,說及在 11 月以後,佔領運動出現許多行動方式的爭議,包括「衝衝子」抱怨「一叫衝便被冤枉為『鬼』」;以及許多以和平、文藝方式參與運動的人亦被指摘為「本末倒置」、「維穩」──有某些人要求文藝的抗爭要符合「勇武」的方向(摺小黃傘和連儂牆就不合格了)。劉細良說這種論爭並非偶然,他秀出 PPT,以蘇俄早期的構成主義者馬列維奇之作品為例,說明在 1917 年的俄國革命中,「革命藝術」和「藝術革命」原是二而為一的;而如連儂牆、獅子山「我要真普選」標語,就是一種非常港式的新藝術表達形式,是「革命藝術」也同時是「藝術革命」。而蘇俄的構成主義藝術革命不幸短壽,到史大林時代,「社會現實主義」美學出現,不但要求特定的藝術目標(宣揚革命),也要求特定藝術表達形式,包括一切以龐大、宏偉、悲壯為美(「我是歌手」式飈高音也屬此類)。劉問:是否在支持運動的同一目標下,不能讓人們有自己的表達方式?像魯迅與梁實秋的論戰,難道「非以文學為武器,即以文學為娛樂」?藝術是否要政治去肯定其位置,一旦運動失敗,運動中的藝術也就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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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琪說「勝者為王」的思維是中國歷史遺留,香港人尤其現實,好以成敗論英雄,而缺乏未來視野;也因為勝利的統治者控制了話語權和歷史敘事。他引用楊秀卓:雨傘運動有大量的「無名創作」,重新詮釋「集體」與「個人」的定義,其實是連中共都未達到過的共產群眾藝術之巔峰。連儂牆雖然消失,但已刻記在人們的記憶中,以後那裏都會叫做連儂牆;《撐起雨傘》顛覆了版權觀念,並把一群青年人帶到主流頒獎台上;這一切都是前所未有,而政權對此無能為力,它無法清洗。單論運動中出現過的創作,一定會在國際藝壇上留名,並留在香港及人類歷史上。這些未必是即時的成果,卻一定是絕對的勝利。話語擲地有聲,Empower 的力量讓旁邊的筆者和譚穎詩幾乎下淚,這就是話語的 Empowerment 力量。

民主不止是政制上的協商與投票,根據杭謝爾 (Rancerie),民主更是在於「異識」 (Dissensus) 的存在,當我們面對運動中不同的意見,正正是民主的真正體現。我想起旺角鳩嗚的巿民,往往是珍惜相聚時聊天的政治討論言談空間,多於口號或別的什麼。羅永生更早前的一個感性的說法:正是在我們交換種種對於運動的焦慮時,運動才真正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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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於明報世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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