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最愛的金庸作品? 金學專著主編鄭政恆:月雲

2018/11/1 — 9:53

宜官姓查,「宜官」是家裡的小名......宜官的學名叫良鏞......後來他寫小說,把「鏞」字拆開來,筆名叫作「金庸」。

金庸的小說寫得並不好。不過他總是覺得,不應當欺壓弱小,使得人家沒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極大的痛苦,所以他寫武俠小說。他正在寫的時候,以後重讀自己作品的時候,常常為書中人物的不幸而流淚。 —— 金庸〈月雲〉

楊過、張無忌、令狐沖、韋小寶這些名字大家耳熟能詳,但又有多少人知道「宜官」? 宜官是查良鏞,是金庸,是〈月雲〉的主角。

當代武俠小說大師金庸上月 30日病逝,曾編著《金庸:從香港到世界》、現職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研究助理的香港作家鄭政恆昨日(31 日)接受《立場新聞》訪問,被問到迄今最喜歡的金庸作品,他提到了一個記者意料之外的作品——〈月雲〉。

廣告

當我們都醉心於「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中的武俠世界時,鄭政恆看到了從江南小鎮隻身來到香港的宜官。

廣告

〈月雲〉是金庸宣布封筆後首次發表的一篇自傳式散文,敘述了他的少年時期在江南生活的點點滴滴,從主角宜官與被抵押到他家當丫頭的月雲兩人之間,比起主僕更像朋友的微妙關係,講到後來在時代巨輪下因抗日戰爭、批鬥運動而離散的宜官家族。母親在抗日逃難時病死,而兩個弟弟也身亡了,後來父親也被判定為地主,處以死刑。父親死時,宜官人在香港,哭了三天三夜。而散文最後,揭示了宜官的身分,其實是金庸自己。

〈月雲〉結尾寫到金庸常常會為書中人物的不幸而流淚,為被欺壓的弱小感到不忿,甚至大怒拍桌。「他知道這些都是假的,但世上有不少更加令人悲傷的真事,旁人有很多,自己也有不少。」

鄭政恆形容〈月雲〉是「被忽視卻值得推薦的作品」,既呈現了金庸的成長歷程,也反映了這如何影響其世界觀與小說中俠義精神的來源。

而當〈月雲〉的宜官與一代文壇泰斗金庸的身影漸漸重疊,讓人不禁想到金庸筆下光怪陸離的武俠世界是否與現實社會也有著某種聯繫?

從通俗文化到學術研究

已故報人羅孚曾寫道:「如果沒有香港,沒有金庸。」被問到該如何理解這句話時,鄭政恆解釋,羅孚是希望提醒大家香港也有很出色的文學作家及文學貢獻,並非文化沙漠。鄭指出香港文化水平及其貢獻因「中原中心」的心態而一直被低估,同時香港也因此被歸於邊緣位置。但當金庸的作品受到台灣、中國大陸甚至許多海外華人讀者愛戴時,鄭認為金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去反駁中原想像,為香港的文化水平平反。「如果金庸留在中國大陸的話,就未必會寫到這麼出色的新派武俠小說。」

金庸的作品最早於香港報刊連載,被視作通俗文化。雖然 1966 年同為武俠小說作家的梁羽生,曾以佟碩之的筆名寫過一篇〈金庸梁羽生合論〉談金庸作品,但相關的學術研究要到八、九十年代才興盛起來。鄭分析此現象的背景原因主要有三。首先,因為金庸停止報刊連載,改出單行本,其藝術成就也隨著他開始打磨自己的作品而漸露頭角,遂成文學經典。其次,八十年代出現許多金庸小說改編的影視劇集,引起大眾矚目。最後,不得不說倪匡這位奠基人物。倪匡自八十年代起寫了好幾本金庸小說的評介著作,包括 1980 年在遠景出版負責人沈登恩主催下出版的《我看金庸小說》。有人開了先河,也就越來越多人寫,像是楊興安、溫瑞安、吳靄儀等也加入了評論金庸小說的行列。大眾與評論界的關注日漸提升,而原被定位作通俗文化的金庸也從此成為學術圈的研究對象。

鄭政恆又提到八、九十年代金庸研究隨著當時香港社會的變動有所不同。上述梁羽生、溫瑞安、倪匡等人的研究多以文學評論賞析的角度入手,重點放在小說特色、人物及情節描寫、藝術手法等。此學術潮流自六十年代經已開始,直到進入香港主權移交中國的過渡期,學者漸從文化研究或社會脈絡切入討論,跟著當時的社會環境及學術氣氛而水漲船高。而這學術轉向也衍生出閱讀金庸作品的新面向,鄭強調「金庸五、六十年代的小說歷程是由國家走向個人、由中國走向香港的轉變」。

由中國走向香港

他認為早年金庸的武俠小說帶有相對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體現漢人中心的家國思維,像是《書劍恩仇錄》中,主角陳家洛在外族政權的統治下,一直想要反清復明,甚至希望親兄弟乾隆可以支持漢人大業。鄭又指五十年代的金庸小說正好反映了 1949年中國建國後沒多久,香港作為一個難民社會,難免帶著中國的民族記憶、身分認同,甚至是黨國認同,「香港人的中國情懷還是比較深」。

但到了六十年代,隨著新一代香港人的成長與社會發展,以至大陸發生文化大革命,中國和香港日漸疏離,香港人也開始將自己與文革當時的國家身分認同區隔起來,建構獨立的文化身分認同。例如學術界常常會把《鹿鼎記》中韋小寶的形象與那種求生存、反英雄、無大志、靠運氣等典型「香港人」形象連結在一起。另一方面,鄭分析金庸後期的作品會多著墨於反映時局,透過小說的筆觸折射出對非理性政治領袖崇拜的戒心與批評;譬如《天龍八部》的丁春秋、《笑傲江湖》的任我行、《鹿鼎記》的神龍教,這些人物很多時候會是對中國文革年間領袖的映射,特別指毛澤東。

從家國意識到香港本位的思考,鄭認為金庸的作品正好反映了香港人文化認同的轉變,兩者間存在著某種「平行關係」。與此同時,也帶給我們文化上的民族記憶。他說:「其實我們對中華文化的回憶很淡薄,但我們回去看金庸的小說,他所理解的中國比我們面對的中國更加具體,更加可親,更加深刻。那相對是一種文化中國的概念,不是黨國中國或政治中國。」

未來金庸的研究走向

如今,這位華語文壇巨匠的作品會否漸被世人遺忘?

鄭政恆非常篤定地回答:不會。他認為若讀者對金庸的熱愛有所減退的話,也只會是因為人們對文字與文學失去興趣。他明白影像文化的普及,或許會使我們慢慢遠離文學,但他堅信在可見的將來裡,字裡行間裡的想像力、對人世間的理解,仍有其無可替代的地位與影響。

至於往後金庸研究的走向,鄭指出了兩條路線:版本學以及對早期作品的研究。隨著金庸不斷修改作品以及文學資料的重現,加上金庸的逝世使其作品版本不可能再有任何改動,鄭預示往後對金庸的研究會循版本學的方向走。另外,鄭認為《射雕英雄傳》英譯本面世,會令學術圈、評論界、甚至是外國漢學界的研究焦點慢慢從後期作品如《鹿鼎記》移到較早期的作品。他相信基於東西方的文化差異,外國讀者會需要花多點時間慢慢咀嚼箇中神髓。比起學術界已有一定關注的民族、文化精神等討論,鄭更期待外國大眾將會如何再接收金庸、重新閱讀金庸。

當年將糖年糕放在月雲掌心的宜官,在紛擾時代中長大,成了會為自己筆下人物流淚的金庸;現在他離開了,但他建構的武俠世界,猶在。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