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專訪】關夢南:編輯夢與同行者

2017/7/3 — 7:50

關夢南

關夢南

一九九二年,關夢南主編《星島日報》「文藝氣象」版,該版以每日萬字的篇幅刊登作家投稿,當時董啟章、韓麗珠、樊善標剛開始寫作,分別把作品寄到「文藝氣象」,分別收到關夢南的電話:「你的文章寫得很好,很有潛質,以後多多投稿。」

那年,董啟章是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生,經老師也斯把作品轉交關夢南,自此以每月一篇一萬字小說的速度投稿,所有稿件都極速刊出。「試想想,一個新人,在投稿的一個月內,便看到自己的小說在重要報紙的副刊大頁上連續三天連載,那真是做夢一樣的事情。」

那年,韓麗珠中三,寫了一篇關於聖誕節的千字散文投稿,她也收到關的鼓勵電話,以後也間中收到關的電話,主要是對作品的簡單評價。關對她的寫作起步是重要角色。「剛開始寫作的人對於被閱讀這件事毫無概念,但他擔當了讀者與編輯的角色,給我一些評語,這是很大的鼓勵。」

廣告

那年,樊善標在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念研究院,在吃午飯時收到關的電話。「傳說舊日有些編輯會打電話給新作者予以鼓勵,想不到我也得到這種待遇。」他的大學同學王良和也常常鼓勵他寫作,可是寫作後投稿到哪裡呢?當時發表園地無多,但他把稿件投給文藝氣象,總是一星期左右便獲刊,「這種寫作推動力真是無與倫比。」

文藝氣象創版不久,投稿人數已非常多。關認為,文學編輯如果想推廣文學,不能只守著一個版面,於是他與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合辦「小說作坊」與「新詩作坊」,希望該版會有更多作者、讀者支持。董啟章參加了小說作坊,樊善標參加了新詩作坊,新詩作坊的學員還有潘步釗,當時他剛開始教書,現在是裘錦秋中學(元朗)(下稱裘錦秋)的校長。潘憶述,那時他們的師生關係非常友好,課後常常一起喝東西,以後也維持著一年一聚。

廣告

潘在二零零六年任職校長。二零零七年,他邀請關夢南到裘錦秋任駐校作家,每星期來兩天,朝九晚五地在一間辦公室裡,與老師、同學談談寫作與文學,有點像文學社工。第二學年,關每星期駐校一天。潘以為還有第三年,但關說有點悶,想做別的事情。那是他們見面最多的日子,他們常在午飯時間到茶樓喝茶,話題不外乎文學教育,那時,關已跟潘說想辦一本中學生文學刊物。關不想再辦一本雜誌是一邊辦一邊知道它很快會停刊。而潘認為:「如果學生不看這本雜誌,你做到曉飛也沒有用!你要學生肯看才有用。」潘說:「我們都認為這類雜誌如果想有穩定銷量,就必須和學校的校長與中文老師建立良好關係,而不是同人雜誌的形式,即大家做完一本自己喜歡的雜誌就放到書店賣,坦白說,有甚麼可能賣得好?到一間學校做書展賣一次雜誌,可能比一間書店賣一個月更多。」

關夢南在零九年九月離開裘錦秋,申請香港藝術發展局(下稱藝發局)資助需時半年至一年,申請獲批,然後尋找工作同行者。二零一一年二月,《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下稱中刊)面世,關夢南又再做回他的老本行:文學編輯。

做編輯之前,他是投稿者。他在一九六八、六九年開始投稿,投到當時兩大發表園地《中國學生周報》與《大拇指》。那時,他的工作是銅器雕刻,常常拿著鐵鎚與鐵鑿在細小的銅鎖上雕花。

他在一九六二年偷渡來港,從廣州經澳門再到香港,與母親會合,後來弟弟也來港了,他們一家三口租住在亞皆老街唐樓一個單位的下層床,上層床住了賣涼茶的一家,那個單位共有十多戶人。後來他們搬到彌敦道一間騎樓房,房裡有個小廳,他就在那裡雕刻銅鎖。那年他十四歲,無錢升學,便做學徒,日間工作,晚上讀夜校,從小四讀起,後來升讀夜校英文中學。他開始投稿。第一篇在《中國學生周報》獲刊的散文〈我的一天〉寫銅器雕刻,筆名「恆心」,很快就轉用筆名關夢南。他的本名是關木衡。「當年香港的發表園地較多,刊登後會有稿費,其實是很好的鼓勵,我記得〈我的一天〉的稿費是八元。後來我投了一篇詩評,稿費是廿二元,我很開心,拿稿費請幾個同事到上海館吃飯,有小籠包、酸辣湯。」仍覺園地不夠,他便與幾個文友合辦一本手抄刊物《秋螢》。「因為我們寫詩太弱,無人登,就自己登自己,自己給人看,這是當時的普遍現象。」

會考後,他在中學教書。他原本想做編輯,打算從校對一職做起,可是沒有通過《超然報》的校對測試。教書十多年後,他才如願以償在《東方日報》當校對。一年後,他轉到《星島晚報》任職編輯,九二年主編「文藝氣象」,該版在一年後停刊,他轉編「陽光校園」,那是一份針對中、小學生市場的校園中文刊物,設推銷部,編輯部與市場部常常開會討論如何辦這份校報,他開始接觸到「刊物推銷」的概念。當時他主要負責處理學生投稿,投稿者需寫上校名及年級,很快收到韓麗珠來稿,他才知道韓是中四學生,這麼年輕。關又重新聯絡董啟章供稿,董在那裡發表的文章後來結集為《紀念冊》、《小冬校園》和《家課冊》。「雖然是學生報,取材要稍為調整,但是,畢竟是個可以持續發表的地方,這對我能寫下去是個很重要的支持。」董說。

在《星島日報》任職七年,他被解僱了。那時他是負資產,一家五口等他開飯,他每日都在街上流連,不敢讓家人知道他失業。他回想,覺得自己那時的詩寫得最好,但他那時最不快樂。後來,他在《東方日報》當副刊兼新聞版編輯,他對新聞工作一無所知,一個五十二歲的新人,經常捱罵,想想家裡的妻子與女兒,所有責罵都捱過去了。

大概是工作太忙吧──他的二女關秀慧(Elise)總覺得爸爸很少和他們相處,從不要求他們寫作或讀文學作品,也不特別指導他們的功課或未來,父親總是夜夜歸家,一臉倦容。當時,一家人最親密的時光是父親煮飯給他們吃,一家人一起吃飯聊天,直至現在,這仍是父親與他們最親密的相處。「他很喜歡烹飪,我們也喜歡吃他煮的東西,他煮得很好吃,如鹵水鴨腎、薯仔炆鴨,我們總覺得他應該是在這方面出名才對!他還在飯後洗碗,真是辛苦,我們人人都不喜歡做這工作,他卻無所謂,一手包辦,很快就煮好一頓飯,這令我覺得很幸福。他在外面的文學出名不會令我有很深感受,但煮飯是爸爸才會做的事。」

六十歲又被《東方日報》解僱,此後他與文友合編《秋螢》詩刊、《詩潮》詩刊、《小說風》,每次都是支撐數年便告終。他認為從銷量看,三本雜誌都失敗。「銷量差其實就是一個市場問題,社會裡很少人讀文學雜誌,發表的人多,但討論的人不多,真是願意拿錢出來買的人就更少。那麼,要在甚麼地方找讀者呢?我覺得中學生是個頗大的市場,所以開始籌辦一本中學生文學雜誌。」他念念不忘文藝氣象,很想再做當年的編輯工作。一次又一次辦雜誌失敗,他想,與其歸咎於市場,不如好好檢討自己。

「中刊的方針就是一定要以中學生為基礎,即以讀者為基礎,以銷量為基礎。編輯不再像從前一樣常常爭論文學意義,從前常常在想:辦這本雜誌對文學有甚麼貢獻?如何開創?如何傳承?甚至會講平等、講自由,格調定得很高,可是一本雜誌首要解決的其實是銷量問題。我們當然有文學底線,但我們不會拿出來談,談也沒有用。」

他找來《星島日報》同事李洛霞一起擔任中刊編輯。李說:「我們較深感受的是,我們開始寫文章時,很多雜誌會有青少年版、學生版給我們投稿,現在這些版面愈來愈少,如果有份這樣的月刊,喜歡寫作的人就會多一個機會,這是大家共同的想法。」中刊一直以三分一或以上的篇幅刊登學生作品,「這其實是直接鼓勵學生寫作。沒有人一開始就寫九十分的文章,他有七十分也會刊登、會鼓勵,這是喜歡寫作的人的催化劑。我們常常看見一個同學今年的文章比去年明顯文從字順,思想有深度。只要是好文章,中刊就會刊登,好文章是名家可以有、中學生也可以有,而我們最重視的是在學生投稿裡找出有水準的文章。」

他找來董啟章擔任中刊的董事,以建立更高的認受性。當時,董已是香港的知名作家。董欣然答應,「我認為文藝雜誌對作者的起步是重要的,一個新作者,不會有機會貿貿然出書,必須先通過在刊物上發表,來獲得認識和評價,所以在最初幾年,首先是關先生編的文藝氣象和陽光校園,其他的有《素葉文學》、《突破》、《香港文學》、《文學世紀》等,都是我在較早時期發表過小說的地方,很多在自己寫作成長上有特別意義的作品,都是在刊物上刊登的。」

本學年,裘錦秋每月訂閱中刊約一百五十本,《大頭菜文藝月刊》(下稱大頭菜)約五十本,中刊主要訂戶為中三學生,大頭菜的主要訂戶為高中生。學校老師會鼓勵學生訂閱,但不是強迫訂閱。老師有時會在課上與他們一起閱讀這兩本刊物,分享讀後感,有時給學生自由傳閱。潘步釗說:「作為一個工具,中刊很容易幫我們把文學帶給學生,它走的是普及路線,而它也確實令文學教育在校園裡的佔有率多了很多。關先生有一個很好的策略,就是這本刊物和很多學校都有關係,邀請老師把學生作品組稿登刊。我們學生的稿較多在中刊發表,他們喜歡看這本雜誌也很正常。」

潘續說:「現在很多喜歡文學的學生最後未必選修文學,但我常常對推廣文學的人說,我們向年輕一代推動文學教育,怎樣才叫做成功?未必一定呈現在選修文學的人數上,而是呈現在多少年輕人因為我們的努力而喜歡文學,事實上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我們不是要文學不死嘛。文學教育不是要把文學放在非常高的位置,而是普及,我們在中學做很多事情也是希望普及,我們做教育不是要把一個學生變成很出色的作家,這應交給中文文學獎、藝發局資助青年作家來做,我們一般學校所做的事是令整個下一代都可以合理地接觸到文學,對文學有基本的認識和尊重,而當中有天份的,社會應有地方給他們發表,所以我樂見香港有中刊。」

關洛瑤(Yoyo)在兩年前加入中刊,任職推廣經理。從前,她是關夢南新詩班的學生,也是《秋螢》的投稿者與讀者,她在這本雜誌獲得了非常多的新詩養份,最後《秋螢》停刊,她很傷心。從旁觀者變成參與者,與關一起辦雜誌,她更覺得銷量重要,「如果沒人買沒人看,做得再好也沒有用。每次雜誌清倉,我們全部員工都會很開心。」

Yoyo加入前一年,關夢南自負盈虧辦了一本《小學生文藝月刊》(下稱小刊)。從構思中刊開始,他就想辦小刊。「我覺得中學成功,小學沒有理由不成功,小學生的家長很願意花錢買書給小朋友,所以我一直覺得做小學可以自負盈虧。後來一些機會來了,就是有人捐款,有印刷廠打折或免費幫我印,因為他覺得我做的事很有意義,我在中刊的編輯薪金也可以用在小刊上。」與中學不同,他在小學不曾教班、辦活動,毫無人脈,一切由零開始。他逐間學校叩門,訪問校長,第一間受訪學校立即替他訂了數十本,並介紹其他校長給他認識。有間學校把原本捐到該校的款項轉贈給小刊。他開始到小學教童詩工作坊。不斷有熱心人幫忙,可是小刊至今仍在虧蝕狀態,他好幾次想停刊,最近又想停刊。幸好教協有為圖書坊希望開拓小學閱讀市場,主動邀請他到小學校園擺賣,他見每次擺賣,都增加三至五個訂戶,又再眼前一亮,覺得有希望了。「有了一個新方法,新一年要更努力,就有機會達到銷售目標。」

Yoyo笑道:「他常常跟家長說:幫下個小朋友。好像我們是慈善機構。他其實是一個很內向、很不擅詞令的文人,常常帶著三四十本小刊到學校擺賣,我本來只負責拍照,但後來發現他總是跟家長說『幫下個小朋友,等佢學好啲中文』,然後很真誠地對家長分享他的教學心得,家長非常同意,十分鐘後,家長沒有買書便走。這不是推銷。」於是她走上前跟家長解說小刊到底有甚麼版面,有多少語文練習、詩詞漫畫、寫作教學,家長覺得這本書和學校課程有關,可以提升孩子的中文成績,便欣然訂閱。

兩年前,關又再辦一本大頭菜,閱讀對象是高中生與大專生。當日申請藝發局資助失敗,卻得一班熱心文友支持,轉瞬籌得十萬元,再加上中刊三個編輯每人每月捐助二三千元,又再加上到中學推銷所獲的四五百個大頭菜訂戶,這本月刊不會賠本了。「現在大頭菜的讀者有四百幾是高中生,百幾個大專生,社會青年可能是幾十,所以我看看讀者群便明白以前為何總是失敗,因為沒有讀者,沒有足夠的社會青年會買我的文學雜誌。」無論如何,社會青年也需要投稿園地。文藝氣象是他編輯夢的起點,而大頭菜,是他對文藝氣象編輯方針的延續。

「投稿有兩層,最初你在不成熟那層,一段日子後就會上升為另一層,後來就成為作家、名家、大家。其實一本雜誌,多一個名家就會排擠一個非名家。」

「報紙就像一個搖籃,文藝氣象培養了一批人,有些人現在回頭幫你推動文藝,在不同方面幫助你。」

「我在文藝氣象很少約稿,但要填滿版面,所以喜歡找新人寫,新人的好處是很熱情,我有個地方給他們刊登,而且有稿費,很容易就聚了一群人。大頭菜也是這樣,我每個月都要填滿它,很快就一個月。做編輯是你要有眼光看到作者的天份,然後鼓勵他,做這些很小的工作。」

如何發現作者的天份?「很易看的,他一定要很敏感,想法與眾不同,大概這篇文章會很粗糙,但我會刊登,登這個作者的好幾篇稿,如果到了第八篇也沒有進步就不登,告一段落。其實有很多人投稿,你一定要給他們機會,這一大批人裡面會有一些人慢慢浮上來,寫得特別好,進步非常快,然後就成為你刊物裡的核心份子,因為他是你的刊物培養出來的。最重要是時間,給時間作者慢慢成熟,時間也不會太長,兩三年你就看見他跑出來,你不用跟他說甚麼,你就一直刊登,他會覺得你重視他。最近李浩榮投詩,我覺得他的詩寫得很好,便叫他多寄幾首給我,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好的詩人,便為他做了一個專輯來鼓勵他。作家得到肯定,會更用心寫。」

評語重要嗎?「看情況,因為評語很多時候都是過譽,當然說中了是好的,但很多評語都說不中,反而令作者有種錯覺,覺得自己已經很好,但事實並非這樣,如果你未到一個階段而做那個階段的事,例如出詩集,這對你的寫作路其實是不好的。」

他的編輯夢,其實也一直推動著別人的文學夢。

──韓麗珠,作家。

她十八歲出版小說《輸水管森林》,出版過程並不順利,甚至不斷遭受批評,令她懷疑自己的能力。「但因為這件事發生前,有個編輯給了你很多鼓勵,好像幫你打了個底,所以有些東西不會那麼容易完全被摧毀。」畢業後,她終於來到自己夢寐以求的工作崗位:文藝報刊的編輯,她不時想起關。「他懂很多東西,同時很謙卑,是對工作謙卑。後來我讀關先生的詩集,他有很多詩都是寫家庭的,他怎樣對太太、怎樣對母親,其實我覺得他怎樣對待文學,與他在詩裡呈現他怎樣對待家人是一樣的,我忘了是哪篇,他說為何他那麼辛苦工作是因為想供樓、養家,要盡力做爸爸的責任,他認為爸爸的責任應該是供樓、令家人無憂,但其實他不一定要這樣做,很多爸爸都不是這樣的,但這是他給自己的要求,他將自己完全付出給身邊的人,就好像他現在其實可以退休,但他退休後繼續做文學刊物,把自己好像變成肥料一樣種出花來。」

後來,她辭職了,她想寫小說。後來再次工作再次辭職,她想寫小說。她沒有想過以後,那時覺得編輯的薪金也是僅僅足夠糊口,留在家裡也省了車費、飯錢,她很容易就適應了貧困的生活。「我沒有特別想以後怎樣,我常覺得,這刻過得好,以後就會好。未來會怎樣,是取決於你當下這刻有沒有好好生活。」

──樊善標,作家,中文系教授。

他的幾個研究,都圍繞報紙副刊裡的文藝部份,特別是與青少年有關的部份。他研究副刊上的青年如何實踐他們的寫作,或報紙副刊如何引導青年寫作。「當年通過文藝氣象接觸的關先生令我印象深刻,後來我研究青年寫作園地,常常要考慮編輯究竟在想甚麼。──編輯通常不會跑到台前解說,我只能通過簡短的編輯部啟事和刊登的作品來猜測編輯所想的事情,關先生常常是我參照的對象。我不是說那個人一定在做關先生做的事,但我想到他們處理的是類似的事情,他們很可能有些相通之處。」

「他是一個教育者,一個普及文學的人。我認為香港非常需要這種人。他提供了很多機會給未曾接觸文學的學生嘗試發表的滋味,發表後他們可能會發現天底下原來有這樣的東西(文學)可以繼續去追尋。中學生在升大學後可能不再寫作,但我和關先生都相信,一個人在生命某個時刻嘗試過文學的一些滋味,即使他將來不再追求,也不會覺得其他人的追求不可思議或者愚不可及。」

時間真快,Yoyo在中刊工作兩年了。她大部份時間都很自由,想試甚麼,跟關說一聲,關便讓她試。而關在她眼中是「正能量怪獸」,即使工作再多再趕,她總是擔憂做不到,但大家最後也能完成。她對銷量或活動前景感到悲觀,關又會把一切說得很樂觀。「他開始辦即席作文比賽時,我覺得怎會這麼容易就有幾千人參加,結果又有;他開始做大頭菜時,我超級不看好,叫他等中刊站穩陣腳再搞,他說可以了,這樣又辦了接近兩年。」「他很辛苦,我常常覺得他是變態的、痴線的,我十時上班,會發現他在清晨五時已覆了我電郵,然後他要去送書,六時出發到屯門、天水圍,送書回來是八時,然後開始做編務、教寫作班。我有時不讓他送,因為地點太偏僻又不順路,但他會說這樣走一圈很便宜,長者坐地鐵才兩元,省點錢給雜誌。」

他就是這樣親力親為──潘步釗說。「他的形象就是經常托著一些書,拉著一架好像水貨客的手推車,一天到晚在天水圍、元朗送書,連運輸工作也兼任的編輯,你可以說對他敬重也替他傷心,因為理論上不應該是他做的,而我一直看著他很堅定很持續地做這些事,不為名也不為利,不會有一種我是前輩、大作家的架子,這其實並不容易,今時今日我也未必可以放下這麼多身段、不顧一切地工作,而他總覺得無所謂。」

Elise有時也會覺得爸爸太辛苦,但又覺得他需要雜誌這工作,「沒有寄託不知做甚麼好,太空閒。我們試過叫他不要做那麼多東西,一起去旅行,但他的取捨是他喜歡做這件事多於旅行,這是他的興趣,那我們沒有辦法,因為要尊重他的興趣,像他尊重我們的興趣,從不強迫我們做甚麼。」

現在關有了三個小孫,Elise發現他常常模仿小孫說話,「他的外表很嚴肅嘛,所以他扮小孩子說話我就覺得很好笑,很親切,他從前不是這種感覺的,我們是怕他和尊敬他。例如,他最細的孫說:公公你返工啊小心啊看車啊,他就扮小孫再說一遍,我就覺得很好笑。我很喜歡他這樣。」

樊善標當年參加關的創作坊,總記得關對作家的描繪都是很悲慘的,但這種悲慘又是那作家所以偉大的原因。他最近發現關先生對於別人熱愛文學的門檻好像降低了。「他現在能夠接受把文學當作興趣,不是非做不可,而是行有餘力才做,做這些事令他開心。他本人能維持生計,並且弄孫為樂,這樣很好。我們不該要求別人傾家蕩產來追求文學。我覺得他現在同意了不需要很悲慘才能做一個無愧於文學的人,我從旁察看,也覺得他的晚年是很愉快的。」

近年,關夢南愈來愈少寫詩了,自覺要寫的都寫完了。「我現在的生活是辛苦,但我沒有掛慮,我很舒暢,所以寫不到詩。寫詩或寫其他作品都一樣,要有經歷。要是沒有經歷,痛苦不大,又不用付出很慘痛的代價,怎會寫出動人的作品?」

所以寫不到詩真快樂,因為快樂;寫到詩也快樂,寫完就轉化了那些不快樂。

唯一放不下的,就是一個編輯夢。他希望可以辦一本稿費較高的文學刊物,同時希望這本刊物可以解決讀者的問題。「我希望我有生之年可以做到這件事,將三本刊物做到合共一萬份以上的訂閱,再收廣告費,然後用這筆錢來推動文學創作。我希望有這樣銷量大的刊物,大家都來投稿,用回文藝氣象的編輯方法。沒有銷量,質素也很難出來。」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