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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固然是改變,但留下來作出改變更難

2019/10/25 — 10:23

【口述:劉曼詩;文字整理:李海燕】

我從事表演藝術,幾年來當表演者居多,也開始創作。唸書時主修當代舞蹈,2010年我從香港演藝學院畢業後,考進了比利時表演藝術研究及培訓中心(P.A.R.T.S),唸了兩年。然後……我不知道是否應該繼續跳舞。

在比利時唸了兩年書後,我生出了很多疑問,除了關於舞蹈和美學的,可能因為文化衝擊吧,我遇上了existential crisis,懷疑跳舞的用處。在新的環境,跟香港有了距離,也有了空間,以前認為畢業後從事舞蹈工作是理所當然的。但是舞蹈跟文化、社會、世界,甚至自己的關係是甚麼?我肯定自己想如此從事表演藝術嗎?這種不肯定觸發我開始問問題。機緣巧合之下,我在比利時唸了大學的哲學課程,一邊唸書,一邊工作。後來我又以freelancer形式在當地從事表演藝術,在幾個國家之間往來。現在主要以比利時為基地,未來還是很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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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聲。陣」計劃鼓勵香港藝術家不要停留在生產狀態,要問為甚麼要有藝術行動、與自己的文化和社會的關係。這些問題我都在問。今次回港期間,參與了一個舞蹈製作,讓我更深切地感到需要思考:我很不適應這裡的創作環境,經歷了一段overwhelming的時期。的確,在香港的土壤上要思考以上那些問題不那麼容易。

是不是必需要離開?這也是我想趁回港期間去面對的。我想嘗試reconnect。不是有「放下或離開容易,留下來才困難」的說法嗎?但是只有一、兩個月的時間,是否真正能夠有所體會?參加「觀。聲。陣」開放工作室,就是想看和感受一下大家現今在關注甚麼。人們為甚麼會來?是察覺到生活上缺少了一些甚麼嗎?在港時我住在黃大仙,附近賣水果的人老人家,好像沒有我所有的精神缺口,未必有需要或意慾去探討我們所關注的。是不是到了我的這一代——我是88年出生的,經歷九十年代香港經濟和社會轉型——才開始出現精神缺口?我們是不是需要這個缺口來進行創作?創作對我來說,是尋找,是精神出口。然而,在外國接觸大自然時,我會問,有需要創作嗎?自然界給我們那麼多beauty、inspiration、knowledge,其實已經足夠。到了這麼一個地方,還有需要表演嗎?創作真的是表達人與人之間的事嗎?「是不是必須要離開」⋯⋯現在仍然是一個問題,我仍然在不斷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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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P.A.R.T.S課程後,我曾有過一種完全迷失的狀態:覺得未準備好回港,因為我仍然解決不了促使我離開的困惑。要是我不繼續唸哲學的話,我便會輟學。我一直在找,現在也一樣,在歐洲九年仍要繼續找做表演藝術的原因。近幾年來每次創作或參與創作,都是尋找的過程。在外國,可能與文化有關吧,會經常問自己,表演過後,究竟你說了甚麼?作品能否改變社會?雖然在歐洲每次做表演或創作,都是出於好的本意,希望以某種方式爭取一些在社會被接受範圍以外的、或者挑戰已被默許的,但是要用怎樣的形式才可以與普羅大眾分享?例如「觀。聲。陣」也是一種手法,那麼,該如何推展?不應該只讓藝術家沉迷,而要讓更多人在生活上享有這種分享思想的自由。這是很基本的政治。

香港現在的情況真是不容易,所以我很佩服認識的舞蹈從業員。正正是在這些時候,我們更需要思考,要團結有興趣的人,擴大他們的認知層面,讓更多人知道,我們表演不只是為了給做表演藝術的人看。怎樣推廣,才達到真正的改變?對藝術行動者而言,要不斷行動——行動指創作,就不能墮入一種機械式的流水作業。不只是香港,全世界都得面對這狀況。工作又將我們默化,我們也因而自我默化。藝術行動不是「做表演」,而是與別人分享看世界的可能方法。離開了九年後回來,我仍然在思考如何能得到那種土壤氣味。

在參與開放工作室那天,我想了很多。我們有受民族性和語言的影響嗎?因為思想比較溫和,所以,說得好聽是圓滑,不好聽就是少批判。但是,從朋友和家人口中,在雨傘運動之後,似乎很多人都有心、想行動,不想墮入機械式操作,卻受無力感所困。那麼,「氣味」可能是認知、是意識、是empowerment的表現。意識到自己有力量。一個運動,未至於慘敗收場,但也不能說成功吧!(按:訪問當天,「返送中運動」仍未發生)。打擊當然是有的。那麼,繼續行動的人又是為了甚麼?我以為,那是soft revolution。為甚麼不能獲得賦權,是因為我們沒有那種意識,以為一直從事表演藝術就可以;又或者我們不知道,原本有一種力量是可以分享的,本來好的意圖,在一直不斷地機械性重複之後,失去了引發創作行動的精神指引。

在香港這樣的社會中,不論是城市空間、還是物質生活緊迫的情況下,加上對人生選擇和言論自由的壓力,我想不出一個實在的計劃。做教育的以及其他從事服務行業的人,應如何對自由有所認知?因為有些人不覺得有所失,所以我認為需要對整體民族性反思。在歐洲唸完書後,便想看魯迅的作品。現在我可以做的,是給予身邊在做創作的人更多力量和支持,自己也在表演中進行少許改變,希望吸引更多人進入劇場,打開他們思想上的新層面。

感到無力時,留下來的人可以怎樣堅持?個人怎樣抗衡制度?要行動起來,需要有心、有意向的人互相支持和啟發。這個社會的主流文化真是非常強大。今次回來,我發現香港變了很多,與三年前回來的時候相比,整個社會的intensity真是一絕。距離感產生以後再回來,會感受到一種荒誕。現在我已慢慢適應了,剛到的時候真的不禁發出「嘩」聲。我相信所有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都有這種現象,但在那麼小的空間聚集那麼多人,香港的intensity和密度造就成「傑作」。有一次我接受完訪問之後,終於明白為甚麼周星馳的電影那麼能夠表現香港人的生活狀態,因為極度荒誕無稽,一種超現實的荒誕,卻這麼觸動香港人,我也感同身受。當社會狀態達到一個極致,像不斷滾動的機械時,只有自嘲才適合。藝術作品,可否反過來挪用主流文化來調侃?用這個手法,會不會使藝術接觸到都市人內心的追尋?

此外,我們身處後殖民時代的社會,歐洲文化的自我批判中其實也有nostalgia。在香港的nostalgia,如果要懷舊,是懷甚麼舊呢?英政府的時代?但那時候香港不過是殖民地。我們的文化是complex的。我在那邊留意香港的新聞,從有距離的地方留意,一直在想究竟是怎麼回事,為甚麼我們民族可以在這個環境下繼續生存?有沒有改變的空間?除了時間,年輕一代的教育制度有否改變呢?我們獨立思考的能力有否提高?這對我來說是關鍵的。不論在任何地方,都需要不斷自省。我經常問自己問題,不斷問為甚麼要做這個作品?我要給大家帶來甚麼訊息?改變了甚麼?當然自己是有改變的,但怎樣在改變自己的時候,也可以改變人?這次我發現有些從事教育的朋友也在思考這些事,想知道除了舉行一般的興趣班以外,真正的教育是甚麼回事。離開固然是一種改變,但留下來改變事情更難。這也是我在面對的問題。

註:劉曼詩是香港出身的編舞、舞者,現居歐洲,觀。聲。陣「易陣者」。

「觀。聲。陣」誠邀對香港表演藝術文化帶着想像的個體,成為「易陣者」。易陣者視表演藝術為平等參與的聚合,表演者和觀者各司其職,承擔創作、闡述和接收舞台作品的權力和付出,以行動構築文化想像,重置藝術創作和表達的核心。假如以買賣定勝負是今天的藝術消費陣式,易陣可以如何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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