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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最鍾意睇人PK:讀《跳虱》

2015/11/12 — 20:40

【文:洪慧】

淮遠(1952- ),本名關懷遠,中三開始寫詩,十七歲即參與《70年代雙周刊》編務。1987年自資出版詩集《跳虱》二百本,2015年新近再版。廖偉棠於《浮城述夢人》指出淮遠的短詩是其詩藝精粹所在,詩人黃燦然亦對〈跳虱〉一詩推崇備至。然其長詩由狀物到敘事俱能體現淮遠獨有的風格,冷酷、黑色幽默、對體制展現清醒的批判。因此,本文將以其長詩切入,以此梳理其詩風冷酷背後的人文關懷。

淮遠的長詩語言暢曉直白,卻有非常濃厚的魔幻色彩,並且採用敘事的賦體,以此諷喻現實。譬如〈沒有體育精神的人〉,詩歌成於1975年,淮遠時正二十三歲。全詩講述詩人在假期前夕參與一場盛大的遊戲。公證人一聲令下,參賽者便同時從四十五層高樓躍下,最先降落地面即為勝利。顯然,這並不是遊戲,而是找死。但參賽者和觀眾並不作如是觀,都市人聚集成「沸騰的海洋」圍觀,認為這是「調劑一下緊張的都市生活」,甚至有小販在每層安上爬山釘子,逐層攀爬叫賣。詩歌不僅是表達都市的疏離,所謂「香港人最鍾意睇人PK」,更是一般民眾的生存困局。試讀馬克斯和恩格斯寫於1872年的《共產黨宣言》:「農奴曾經在農奴制度下掙扎到公社社員的地位,小資產者曾經在封建專制制度的束縛下掙扎到資產者的地位。現代的工人卻相反,他們並不是隨著工業的進步而上升,而是越來越降到本階級的生存條件以下。」因為資本高度集中,沒法掌有生產工具的大部份人,被逼接受資產階級的剝削,賤價出賣自己的勞力,為資本者累積更多資本,形成惡性循環。社會變得對剝削習以為常,甚至成為共犯,為當中的進退無比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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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一馬當先降落到終點
勝利的人也不會是我
勝利只會屬於主辦人
和觀眾

淮遠正是拒絕認同這種剝削遊戲,民眾在資本社會裡只會成為輸家,勝利只會屬於主辦人。於是他便在下墮中用上衣鈎住小販留下的爬山釘,爬回樓內,然後「爬入電梯/在G字上輕輕按了一下」。雖然他中途放棄比賽,成為一個沒有體育精神的人,但他透過與體制保持疏離,換回了自由,正是「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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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總是離不開人,因此淮遠的詩冷嘲熱諷,處處透出的黑色幽默,也就總是擊中人的虛偽。《跳虱》裡有一系列寫動物的短詩,詩人常將人和動物並置,並且著力指出人有時實在比動物更軟弱。在〈鳥〉一詩中淮遠便說:

我看見沒翅膀的鳥在空遨遊
有翼的人們垂著腦袋和生殖器
走在地面上

在淮遠的詩歌世界,虛偽的人不比動物高尚,而常人眼中卑賤的動物如〈跳虱〉則比花枝招展的〈孔雀〉更高尚。孔雀開屏,只是「在屁股上展開的/不合比例的東西」,淮遠對此的反應就是拋下冷冷的一句:「我想/吐」。至於跳虱,淮遠倒是對這種讓人討厭莫名的昆蟲充滿同情。

我看見一群跳虱攀附著風
風說我不想帶著塵埃旅行
……
但牠們說:
我們想你吹掉
我們身上的塵埃

跳虱叫人痕癢,自然惹人討厭。然而正如眾人羨慕,自由自在的風討厭塵埃,卑微的跳虱其實與風有著同樣羞惡之心,同樣討厭塵埃。引申開去,也就成了淮遠關懷所有零餘者、弱勢,甚至犯罪者的體現。難怪淮遠的散文,如此頻繁描寫一切反社會行為,也是其來有自。

若說人類不比動物高尚,則孩子大抵比成年人高尚得多,正如〈賽馬日〉裡,詩人的職責是駕駛卡車,讓參賽者像賽馬般,一批批由左至右衝過馬路,途中詩人不能減速,於是無數健兒就被他的卡車迅速輾過。但他只是用冷冷的口吻說:「(但我不能違反賽例/停下來/或者/慢下來)」,這種訴諸體制所限,身不由己執行指令的推諉,就與漢娜.鄂蘭所指斥的平凡之惡無異。然而,當他發現「一個小孩子/穿著號衣/站在蓄勢待發的健兒中間」,剎那間,詩人知道自己來不及剎車,「於是我朝右/扭轉方向盤/……在下了注和沒有下注的觀眾的驚呼中/向行人道直衝而去」。孩子,比起所有早已被體制馴服甚至同流合污的成年人來得珍貴。淮遠不單以其詩向社會報復,更是身體力行,這麼多年一直低調故我,總是遠離各種收編,正如黃燦然所指:「將其寫作上的潔癖擴散到其生活中」。

詩人杜家祁曾撰文:〈香港六十年代末「創建學院詩作坊」之詩人與詩風〉,指出詩作坊的許多學員如李國威、淮遠、關夢南都成為了香港詩壇的中堅分子。詩作坊的導師戴天,其詩以「明朗」、「散文化」及「賦體」來補救新詩受現代主義影響而變得過分虛無艱澀之弊。香港詩壇現今以賦體為主流,戴天可謂其先聲。關夢南後來屢屢舉辦詩作坊,成為香港推廣新詩的重鎮。淮遠則著力創作,以冷酷魔幻的詩風配合「賦體」。淮遠的長詩可謂香港詩裡賦體寫作的高峰。詩集《跳虱》如今幸能再版,讀者萬萬不能錯過。

 

(原刊於《聲韻詩刊》「香港詩人筆記系列」,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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