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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勒的道家哲學(其實是評港樂《馬勒第三交響曲》)

2016/12/24 — 9:24

credit: Kalam HK Phil

credit: Kalam HK Phil

算起來沒走進音樂廳,少說也有兩年。

我一直覺得音樂廳是個與世隔絕的場所。外面的喧囂傳不進去,裡面的音樂也流淌不出來。現實是在太令人煩躁的香港,一進一出其實是場夢,或者說是麻醉自己。我沒有時間麻醉自己。

不過今次入場前,倒曾以為不是麻醉自己。一來因為樂團將節目命名作 Mahler's Mighty Third,二來因為梵志登──最少根據五年前我跟他做過的訪問──真是個很 Mighty 的人。工作勤奮、綵排不含糊、不煙不酒,連飲咖啡也不加糖,說因為太高血糖會傷害神經。像他這樣的人,我想就算不是搞音樂,去哪裡都可以做出成績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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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記得曲目了,但那時候我是這樣形容梵志登的(請原諒我其時初出道,是非常矯情的描述):

Jaap 的樂聲是剛強的,即使到了樂章的溫婉部分,聽上去也儼如壓低身驅獻花的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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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想,今次演出一定也會很 Mighty,可能像進擊的巨人之類。猶其是弦樂部,因為 Concertgebouw 團長出身的他是對弦樂是出了名要求高,所以我一度估計,整個樂部可能要打場個半小時的硬仗。

個半小時!誰叫這六個樂章的≪第三交響曲≫是世界上最長的交嚮曲之一。入場前我這樣對編輯小姐說:「對樂手而言真是一項苦差。」

「對觀眾也是呢,哈哈。」編輯小姐這樣答。

然而幾乎指揮棒一揚,我就發現自己料想錯了。梵志登指揮的 HK Phil,管樂部份特別是長號、單簧管、雙簧管都顯得清脆卻溫柔,支郵號在第三樂章的獨奏更顯出溫婉的質感。弦樂部份,大提琴和低音大提琴即便是在樂譜上著明 wild 的樂句,奏起來也並不粗野,甚至讓我覺得有點太輕了些。也許因為位置不好(文化中心音樂廳真的很爛,不同座位可以得到截然不同的感想),不少撥弦甚至輕得我沒能聽到。作為比較,Haitink 在 1966 年指揮 Concertgebouw 的經典版本,就要硬朗許多。

總之就是沒有那種咄咄逼人的,我以為屬於梵志登的感覺。

當然我無法知道是梵志登變了(變溫柔了?)還是樂團變了(因為樂曲太長而留力?不會吧)。編輯小姐說自從 2013 年王敬擔任首席後,弦樂部音量有變得更平均、溫柔。也許這些都是理由。不過我想理由還是其次,總之聽上去不壞。

那種溫柔,斷然非軟弱無力的溫柔,而彷彿蘊含另一種意義。聽罷演出後吃飯、回家,之後一星期我時不時問自己,這種意義是甚麼呢?

馬勒第三交響曲談的是「自然」。梵志登在場刊上,起首第一句就是這樣寫的:「馬勒說過第三交響曲是要讓整個大自然發聲。」既然如此,這種溫柔未嘗不可理解為馬勒──透過梵志登的演繹和我這個聽者的感覺──的自然觀。

我想像自己處身阿爾卑斯山區 Steinbach,也就是馬勒創作第三交響曲的地方。我想像自己遠望群山,沉浸於其中的安靜。

馬勒傳記作者 Kurt Blaukopf 如此寫:「馬勒認為,人的一切都與大自然混為一體。 ...大自然是個寶庫,像(希臘神話中)巨人安泰奧斯要觸碰大地母神一樣,馬勒要靠大自然來抖擻精神。馬勒的自然觀…蘊含了『無所不包』的觀念。這種『萬物歸一』的思想貫串整首《第三交響曲》。」

萬物歸一。如是我記得中學時代讀過金耀基那句很老套的話:中國人社會對自然「始於欣賞、終於相忘」,西方人則「始於觀察、終於征服」。於是聯想到一些模糊的概念,在網上一搜,果然找到一篇有趣的文章,標題叫做「Gustav Mahler—a Taoist?(馬勒是個道學者?)」。作者似乎與我思考著同樣的問題。當然他比我高明得多。他引經據典地指,儘管馬勒可能連自己也不知道,但他的自然觀,其實與中國道家觀念如出一轍。比如馬勒的生死觀,較之於基督宗教,就更接近自然。音樂學家 Robert Greenberg 談《第二交響曲》時,也說樂曲中「復活」的概念與東方哲學更加接近。1909 年,也就是≪第三交響曲≫完成 13 年後,馬勒第九部交響曲≪大地之哥≫定稿。作品採用了詩人漢斯·貝特格意譯詩集《中國笛》中的七首唐詩作為歌詞,六個樂章經考證後被指分別出自李白、錢起與孟浩然的詩。

古人大禹治水,講因勢利導,不堵而疏,與大自然和平共存;西方挪亞面對的洪水,是上帝因人類之惡而給他們的懲罰,而挪亞之所以得救則全因為他對神的信仰。生存與破滅之間,沒有妥協餘地,黑白分明。這是東西自然觀根本性的差異。

這麼著開始懂得溫柔的≪第三交響曲≫是怎麼回事。

想起馬寶寶和菜園村那邊的農夫朋友來了。不知大家可好?

原文刊於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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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管弦樂團

馬勒第三交響曲

演出場次:9-1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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