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100毛》就是這年代的《號外》

2016/1/12 — 22:53

【原文寫於 2013 年 7 月,刊於主場新聞】

以下假設,七分大膽,三分瘋狂:

《100毛》,就是屬於這個年代的《號外》。

廣告

先旨聲明,這會是一篇既冗長,又兩面不討好的文章。可以想像,「號外人」會嗤之以鼻:「將一本面世才四個月的(無聊娛樂)雜誌,拿來跟香港文化經典《號外》相比?」至於「百毛黨」則會質疑:「好笑咪得囉,講咁多做乜?話時話,《號外》咩黎架?」(更有可能的是,《100毛》讀者根本沒耐性看完此文《號外》式的長篇大論。)

但願猜得對,因為以上所言,乃寫作本文的全部因由。

廣告

先由現年三十七歲的《號外》說起。

《主場新聞》上星期做了一個《號外》專題,追溯時間軸線,邀請主編對談,再引用舊文,勾勒香港城市文化發展與《號外》雜誌的關係。負責的編輯總結說,這專題、這平台,「合力jam出了一個多聲軌的專題,探索what exactly is our City Magazine」,實踐《主場新聞》作為新媒體的特色:鼓勵碰撞,啟發交流……這個說法,我同意,也不同意。

毫無疑問,是次《號外》專題有「碰」(即使只限於小規模)——新舊雜誌主編、今昔年代,在這個平台,一一碰上;但問題在於,「碰」了,但「撞」出了什麼?答案,可能是沒有什麼。如果你迷信數字,可以查看一下,這篇專題的「受關注程度」;如果你信奉質性研究,你可以嘗試詢問身邊(知識分子)朋友,聽聽他們怎樣看《號外》雜誌在刻下香港社會的定位。是次專題能夠做到的,是追尋那born in 1976的《號外》精神,並縷述這老牌雜誌如何調節自身,既繼承昔日精神,又迎合新時代的轉變——也就是說編輯所言的「探索what exactly is our City Magazine」。這一點,絲毫沒錯。但我更想了解,《號外》雜誌與現今香港社會如何「撞」,甚至乎放大至社會層面,此刻的香港文化究竟「撞」出了怎樣的一本city magazine?(而不單是City Magazine)。

這個時代的city magazine是?

用呂大樂的口吻來說,我以下要提出的假設,可能會令《號外》的長期讀者(甚至信徒)失望:2013年香港的city magazine不是City Magazine(《號外》),而是《100毛》,才四個月大的《100毛》。

請別誤會,這個假設並非要說,噢,《號外》雜誌已經過時,不再屬於這個時代。絕對不。張鐵志擔任主編後的《號外》,確實好看耐讀,而且能非常適切地回應這個時代變化急遽的文化話題,甚至無可挑剔。但這本改革後的《號外》(並其祖先),無論用哪個角度去看,也只是(抱歉要用上「只是」)將香港文化的舊故事(呂大樂語),努力延續。這故事源於三十七年前,其間走過蜿蜒曲折的道路,也失去過原有的面貌、精神,直到最近,正式回歸,繼續說下去。

然而我們同時也得理解,香港文化的故事,不易講,更不能單講一個版本。因著政局、文化、媒體等層面的轉變,另一個故事版本已然出現。新故事的存在不是要取締舊的,兩者之間的關係,更似是互相爭競,而又互利共生。類似的新舊故事相爭,正在香港文化的各個層面中,陸續浮現。

Born in 2013的香港文化故事

《100毛》的創刊,以至大受注目,是一個與《號外》(哪怕是2013年的《號外》)截然不同的文化故事。如果真的要下一個定論的話,我會說《100毛》,似乎是更加能夠觸及此刻城市文化的city magazine。它,是百分之百born in 2013的香港文化故事。

將2013年《100毛》拿來跟1976年《號外》比較的,我不是第一人。兩個月前,邁克連續數期在報章專欄談論《100毛》,並引楊凡的觀感(「好似早期《號外》」),將才四個月大的新雜誌,與七十年代創刊的《號外》相提並論。對許多人來說,這未必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我甚至思疑,這個所謂假設,可能兩面不討好:既得罪陳冠中、曾凡和張鐵志,以及為數眾多的《號外》人,又會惹毛陳強、林日曦與姚家豪,以及人數日漸壯大的《100毛》讀者。然而,我既是兩本雜誌的忠實讀者,又愛搞文化研究,我認為自己有責任將這奇怪聯想,順蔓摸瓜,詳細書寫。

一本雜誌的誕生,有時代背景,也有城市因素。所以有人說,怎樣的城市,就有怎樣的雜誌,兩者關係,著實密不可分。以下要敘述的,不是兩本雜誌如何相似。我更加願意做的,是參照呂大樂的做法,從各個層面入手,既正面解構雜誌,又另闢蹊徑,側面透視雜誌所處的時代,藉此梳理這個從來不甚起眼的香港文化故事,現正揭到哪個章節,又會怎樣繼續講下去。

一、時代

《號外》與《100毛》,都誕生於一個「轉變來得很快」的年代。當然,兩種轉變有其分別。

《號外》誕生的七十年代,似曾相識,是戰後嬰兒常掛在口邊的黃金年代。呂大樂早說過,這種說法基本上帶有「馬後炮」式的誤會——後人認為,七十年代初,政府推動各種社會福利和城市建設,經濟持續增長,人民生活改善,自然就是好年代。但作為七十年代的過來人,呂卻認為,在民情轉向之前的七十年代中期,即使港英政府大費周章,社會依然欠缺凝聚力,對公權力的信任仍舊低落,香港經濟在市民心目中,其實前途未卜。

雜誌面世的七十年代中期,毫無疑問,延續了那種「前途未卜」的不確定感。那個年頭,香港人確實感覺到自己身於轉變之中——政府實行多項政策,建立公共秩序;經濟開始發展,且愈來愈高速;戰後嬰兒成長,人口充滿活力……那時的香港,置身十字路口,沒人能確認怎樣走下去,但初步的跡象是樂觀而稍有希望的。

這就是《號外》面世的七十年代中期。

轉變來得很快的時代

至於《100毛》同樣出生於「變」的年代。雜誌於2013年3月創刊,出版的念頭,大概就在2012年下半年開始醞釀。2012/2013年是一個怎樣的年頭?

香港特首寶座上出現第三張臉孔:梁振英。在他管治下,社會民生所有小事,都成了政治。政府管治班子一年以來風波不斷,醜聞一浪接一浪,市民對政府基本上完全失去信心。對於香港的將來,大部分人其實心裡沒譜,更遑論要倚靠政府怎樣扭轉你我命運,現在沒人再信這一套。

若說《號外》面世的年代,是香港開始建立起諸如自由、法治、廉潔等「城市核心價值」的重要時刻。那《100毛》出生的年頭,則恰好是這套社會秩序最受挑戰的一刻:梁振英僭建、張震遠借錢、陳茂波劏房、林奮強賣樓、麥齊光房津、湯顯明茅台……所謂廉潔和法治,在這個年頭,開始成了空談,化作口號。

自由亦然。言論、新聞、示威集會等港人賴以自豪的自由象徵,近年來逐一被侵犯。有別於零三年強推廿三條那種「做到出面」的攻勢,近年香港經歷的,更似是一種表面風平浪靜,實質暗潮洶湧的狀態——轉瞬之間,你我所曾珍視的城市價值已然蒸發,而許多百姓,對於這些「暗變」,其實仍然無知無覺。

2012年中的國民教育風波,更似是香港人對於這種改變的第一次大型反抗。運動由年輕人與家長帶動,為數甚多的年輕人參與其中,反抗的原因也清晰不過:守護下一代的思想被「改變」。事實上,除了《100毛》的創作意念正好與國民教育風波發生的時期相約外,我們更要留意,《100毛》的「兄弟」、創刊於2010年的《黑紙》,也在整場運動中有所角色:廣場上的群眾舉起的「撤回」標語,正是《黑紙》產品。當時網上甚至流傳一幀照片,顯示一塊學校的壁報板,貼滿了那醒目的橙色「撤回」黑紙刊物。《黑紙》對於新一代的時代意義,莫過於此。

可以說,《100毛》就是在這個「已在變但不願變」的社會背景下,宣告誕生的。這個時代的香港,同樣處於十字街口。港人知道身邊一切(無論是核心價值,抑或城市景觀)都已在變,但究竟下一步,又甚至最後,會變成怎樣?香港人毫無頭緒。但與七十年代中期比較,我們更相信,將來應該調頭向下,十分悲觀。

中港矛盾日漸加劇、未來前方仍然大霧的動盪年代,催生了一本主張「短、港、笑」的雜誌。這一點,肯定不屬偶然。

二、媒體

先回想一下七十年代中期的媒體生態。

那是香港人將收音機擱在一旁,每晚電視送飯的年代。那是電視台三國鼎立,無線、麗的、佳視,互有攻守,主宰普羅百姓生活的年代。無線在1976年開拍第一套長篇連續劇《狂潮》,更令整場戰爭白熱化。當年的媒體世界,競爭大,但只限於幾種媒體,是以各大電視台、報章雜誌的影響力,既大又廣。

《號外》不是老少咸宜的大眾雜誌,但它在文化圈子,它確實有其影響力。甚至連鄭裕玲,早兩年也仍在說,被《號外》垂青當封面,「係一件事」。這也就是主場編輯所講的「endorsement」(當它決定以某人物作封面的時候,便彷彿表述了一種立場:「現在《號外》 endorse 這個。」因此,它能夠大大影響香港社會價值觀)。

一份雜誌的形態,當然與它身處的媒體生態、結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從外表看來,《100毛》跟《號外》屬於同一種媒體。甚至乎,我夠膽講,2013年的《100毛》跟1977年剛轉為16開雜誌模樣的《號外》,外貌近乎一模一樣(不信你自己去找找拼拼)!但當然,我們都知道,三十七年後的今日,媒體生態已經有大幅度改變。新時代媒體,既有新玩法(互聯網大開殺戒),就算放眼傳統媒介,我們同樣會發現,單一媒體機構(即使大如TVB)的影響力逐步下降,各種小型傳媒如細胞般分裂,擴散,面向同樣分裂、擴散的不同觀眾。

沒有互聯網,沒有《100毛》

新媒體湧現、分散的現象,跟《100毛》的誕生、走紅,基本上是同時發生的。當然,我們都明知道,《100毛》從實質來看是紙本雜誌,屬於舊有媒體,但事實上,它更像是新舊交替的媒體產物:一方面,它還原基本,以周刊形式出版,回歸傳統的資訊傳遞方式;另一方面,它善用新媒體,如facebook專頁,發放消息,甚至將雜誌斬件,廣泛流傳,收宣傳之效。用新媒體宣傳,只是最低層次的玩法;《100毛》與新媒體的關係,不限於此:它吸收因新媒體流行的語言、話題,經過整理、惡搞,重新以傳統模式面世,再用互聯網科技,協助這傳統刊物廣傳。《100毛》三子曾言,沒有互聯網,肯定沒有《100毛》——它玩的hot topic、用的語言、搞的gag……根本都源於互聯網。所以,說《100毛》是結合新舊媒體的產物,應該尚算公道。

20期以來,《100毛》最受注目的封面,當屬二次創作《JET》、找阿Bob扮張家輝一期(like過一萬)。在該期(#14)封面,《100毛》甚至非常玩嘢地將原本《JET》的封面,放在自己雜誌封面之上,作為比對。放在過去,這做法實在難以想像——你還你,我還我,媒體之間只有競爭,何曾如此寬宏大量?這反映了在新媒體生態下的另一文化現象:這個年頭的媒體,不再拘泥與「爭競」的關係。隨著媒體分散,再沒有單一的mass存在,每一本雜誌的目標讀者群也變得相當分散——是以雜誌之間的較量關係,不怎樣濃,反而互相合作,將各自的讀者群擴充,更似是新媒體生態下的玩法。於是,我們看見,《黑紙》會跟《明報》合作;《100毛》的欄目也曾在《主場新聞》出現。互利共生,是新媒體世界的最佳註腳。

《100毛》的走紅,是刻下媒體生態的明確反映。

三、讀者

試想像一下,你是一個香港大學的學生,某天經過報攤,你決定買本雜誌打發時間,你會買哪一本?

1976年,你會買《號外》;2013年,你可能仍會買《號外》,但更有可能,情傾《100毛》。

數年前,我和幾個香港大學社會學學會的朋友在港大梁銶琚樓擺檔,講消費主義。我們將攤檔設計成非常有品味的模樣,找來無綫電視劇大宅時常出現那款綠色檯燈,檯面上是各式各樣的「高級」產品,以及一本我們認為非常符合格調的城市雜誌,背景播放Norah Jones等易入口的Jazz music。攤檔開張,人流如鰂,駐足欣賞的港大學生非常多,他們最常問的問題是:一、檯燈點賣?(從我家搬來的,當然不賣)二、本雜誌咩黎?

那本是《號外》,曾經深深影響大學生的《號外》。

七十年代中期的《號外》怎樣影響大學生?翻揭七十年代後期的大學生刊物,例如是吳俊雄、呂大樂任主編時期的《學苑》,便可知一二:嚴格來說,當年的《學苑》,基本上就跟1976年創刊的頭四期《號外》,完.全.一.樣!

當然我們也看見,最近半年的《號外》也開始嘗試與大學合作,重拾大學生的「歡心」。但無可否認的是,現今大學生的讀物,已經不再是《號外》。為什麼?

往下流動的讀者

《號外》素來以「知識分子的雜誌」自詡,雜誌設定的讀者,是大專院校的學生,以及他們即將晉身的中產階層。許多年前,評論人澄雨曾將《號外》形容為「對中產階級的夢幻、看法、complacency等的再表達」,這貼切地描述《號外》大部分讀者的背景、心態:身為知識分子,他們或將成為中產,或渴望從雜誌的描述中了解中產,得到與之相關的identity。

如果將階級分析套用在雜誌讀者上面,也許我們就能夠明白,為什麼2013年的「知識分子」可能會取《100毛》而捨《號外》——因為教育而晉身中產階級的機會,已經愈縮愈少。當香港社會的中產階級逐漸經歷向下流動,代表城市的雜誌,其讀者群往下流,也是順理成章。

《100毛》的讀者從不以「中產」自居,甚至口頭上也在恥笑所謂中產(不然怎會有「最愛」Starbucks的向西村上春樹,以及「愛看法國電影和喝咖啡的」財爺風波?)。更貼切地描述他們狀態的,可能是「窮撚」——自覺攀不上社會階梯,有怨氣,但礙於現實,無可奈何,只得自嘲。某程度上,《100毛》對這班讀者的意義,也在於此——「係啊我係偽文青啊,我係買唔到樓啊,咁又點?」

可惜《100毛》並不設小說欄(農夫那種除外吧),否則那種跟《號外》的比較會更有趣。《號外》有「周日床上」的顧西蒙,畢業後穩坐經理位置,但長嗟短嘆;如果《100毛》也有類似的小說,主角背景肯定會像《男人唔可以窮》等高登網絡小說所描述一樣,一事無成,無能為力。

《號外》要求讀者intelligence,期望他們是知識分子,故此行文盡量有知識性,加以理論性分析,令當時覺得《七十年代》太古肅而《明周》又太layman的「文青」,大受吸引。Intelligence和sensibility,是《號外》讀者的兩大標誌。

至於《100毛》對讀者的要求,其實也非常相似:intelligence和sensibility——但它強調的intelligence,不再是學苑那種重視書本的智慧,而是一種取材街市、引自網上的民間小聰明。你或許滿腹經論,飽讀詩書,但極有可能完全看不明白《100毛》;你可能盲字唔識多個,但時常流連高登,再讀《100毛》,要笑,其實唔難。雜誌對於讀者的要求,對於intelligence的理解,有所差異。

四、風格

再引伸的,自是雜誌的風格。

初期《號外》雜誌賣的風格,跟香港踏入後福特主義的時代,有著密切關係。本來因為生產模式漸有規律,每個人都成了大體制中間的小零件,個人少有思想。踏入新時代後,產品的生產開始講個人化。而《號外》的出現,並其提倡的「個人品味」,恰好回應時代訴求。

首期《號外》的招稿啟示如此寫:「我們極之讚賞高度的幽默感,即使類似西洋幽默也好。」幽默感,是《號外》其中一個持守的價值。而這種幽默感,很多時候就建立於對現存群眾(無論是低等文員還是暴發戶)的stereotype以及反面嘲弄之上——《周日床上》不斷刻劃白領人的目光短小、勢利、愛玩政治;小明星的炫耀、衣不稱身的bad taste會被拿出來示眾,稱為dress to kill……某程度上,早期《號外》的幽默感是建築於有些人的痛苦之上。

將快樂建築於不同群體之上

這一點跟《100毛》絕對是不謀而合。《100毛》創刊的精神,以至任務,都是要令人發笑。於是乎,雜誌的行文用字、內容全部都是「搞笑」為最大原則,哪怕是最悶蛋的產品介紹、外國趣聞,也要用最好笑的角度去frame。當然,《100毛》的幽默,同樣會建基於某些群體的stereotype和嘲弄,舉例如下——

港男(#03:025、#06:028、#07:027、#12:060、#16:024、#17:024、#20:025)

港女(#04:040、#06:028、#07:027、#10:041、#12:049、#15:012、#15:048、#16:025、#17:025、#18:002)

強國人(#08:039、#13:024-025、#15:052)

90後(#02:023)

老闆(#03:036、#09:027、#10:028、#11:026、#18:056、#20:058)

文青(Photography欄目、#05:013-022)

……全部都曾經被擺上檯面,大加取笑。而跟《號外》的長篇大論,引經據典不同,《100毛》的嘲弄玩得更直接——用表格、Pie chart、簡單的比喻,就完整地將一個群體(的定型)來了一次翻弄,以及嘲笑。

當然,《100毛》的幽默同樣也建基於自嘲——特別是「香港人」。雜誌刻劃的香港人,目光短淺,但又喜愛「扮代表」;缺乏《號外》提倡那種獨立生活態度,但又不甘於成為平凡的「港喱」,想做人潮,潮中有潮……笑話許多時候,都由此開始。當然這種嘲弄「香港人」的態度同樣見於早期《號外》,但《100毛》那種玩法,明顯更加貼身,似是置身人群當中,又要威又戴頭盔。

《100毛》創辦人接受訪問時說,雜誌的精神,在「短、港、笑」。雜誌的特點,也在於「短」。

毫無疑問,早期(甚至現時)《號外》玩的,是「長」,又或「詳」。一個文化現象,雜誌會用洋洋數千字大加分析,加上雜誌獨到的「細小字體」,配合起來,就是密密麻麻的長篇大論。這肯定是《號外》承繼自七十年代的一種精神面貌。事實上,當我們翻開那個時期的刊物,我們同樣會發現,原來那個年代的媒體,確實喜歡用如此大的篇幅去講故事,《號外》是表表者。

捨長取短的傾向

三十多年後,文字成為了奢侈品。因為生活習慣、媒體科技的改變,文字在傳遞資訊過程中的地位,開始下降。現在的人,缺乏耐性、空間去讀長篇(所以我懷疑有沒有人會讀到這兒)。

《黑紙》的成立,正正衝著這現象而來,「一張白紙寫滿字」,將讀者對於雜誌的想像顛覆。而《100毛》的誕生則承此而來,每一條「毛」,限於100至150字,強調「看得完.剛剛好」。無論是人物訪問、名人專欄、專題故事,一一按此標準,夠短,夠即食,夠精警,就像twitter、微博。如此格式,肯定盛載不了太多,但卻完美地回應時代習慣。

跟時代鬥快

另一個引伸出來的現象,是「快」。

訊息精而短,也就意味著它的傳遞速度可以很快——《100毛》每周出版,雜誌的話題確實童叟無欺,是當周的最熱話題。如果說,《號外》的文字、圖片,可以經得起時間考驗,在沉澱以後,成為經典(如甘國亮的Andy Warhol封面);那這個年頭的《100毛》肯定是反其道而行——它沒可能營造經典(即使它的創刊號主題就是「明日經典」),在愈玩愈快,媒體信息周期愈來愈短的情況下,《100毛》的「時效性」同樣很短——《號外》的封面人物可以經得起三十年的考驗;《100毛》的封面人物(例如第二十期的鄭俊弘),可能熬不過一年。甚至乎當我現在翻看四個月前的創刊號,我已經開始對雜誌上所描述的hot topic(例如candy crush、「中產」)感到冷感、陌生。

這不是《100毛》的錯,這是這個時代的特色:愈來愈短,愈來愈快,也愈來愈快玩完。

所以說,《100毛》是這個年頭最有代表性的city magazine。起碼在形式上,肯定是。

五、文化

七十年代,Stuart Hall聯同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的同儕,才剛發表有關encoding/decoding的文化理論,將此前由Frankfurt School主宰的看待文化方式,帶入另一個階段。同一時間在香港,文化普遍被視為有高低之分,低的文化,也即是在電視、電影等商業媒介所產生的那些流行產品,是資本家的陰謀、人類文明的危機,需要正視、批判、敲打。就在《號外》創刊前後的年頭,(當時還在讀中學的)吳俊雄和呂大樂等大眾文化行動組成員,留守佳藝門外,抗議《哈囉夜歸人》教壞細路,足以印證當時知識分子看待「文化」的態度。

尖銳批判文化

七十年代創刊的《號外》,正置身於這股思潮。呂大樂說,當時雜誌做的,就是「以批判態度和尖銳的筆觸來寫來評本地媒體文化,《號外》的作者們啓動了一種新的文化態度:面對普及文化,評論需要是一種Informed Critique」,而不再是一種指南式、簡介式的介入。

左翼思潮,為早期《號外》對文化的看法定了位。

三十七年後,時移世易。香港文化研究的歷程由七十年代後期的「抗拒、批判」,變成了「擁抱、閱讀」,當中少不免梁款、馬傑偉等本土學者的貢獻。學術界,以至普羅大眾,對普及文化的想法,也逐漸變成了「當然要享受!」流行文化走到新時代,步入了另一道軌跡。

《100毛》的興起,正好踏著這個時代,順著這道軌跡——流行文化,不是用來批判的,而是用來取悅大眾的。雜誌致力將流行文化的方方面面發揚光大:杜汶澤、彭浩翔可作如是觀;黃秋生評論有紋有路,《低俗喜劇》《飛虎出征》,甚至是高登術語,都可以放在檯面,大講特講。

暗裡很享受,更要講出來

當然,偶爾少不免批評,尤其談到TVB——但《100毛》不曾試過站在「高雅文化」的位置,運用宏大的文化理論,俯視並抨擊這些cultural products。它更常做的,是跟被賈選凝與胡恩威看扁的低俗文化,同呼同吸,一邊恥笑,一邊享受,既嘲弄電視台,又恥笑沉迷反智電視劇的自己。

同一時間,香港流行文化,也步入一個新的年頭。以「低俗」、「庶民」為題的文化產品不斷推出市場,電影圈有「打正旗號」要「重口味」、「出征」的作品,即使步入書展會場,我們也發現,網絡文學興起,高登巴打的「次文化」站上前台,成為主流一部分。

可以預期,港式普及文化會繼續依循這個方向前走,像《100毛》一樣。

六、領袖

「我和鄧小宇辦號外的的初期,我們的心態其實並不反映七十年代中的香港人。我們是較接近當時美國東西岸大城市的知識階層轉型文化。特點是:抗衡文化餘波未了,優皮未成形,一方面,家事國事天下事仍要表示關心,但享樂消費事業搵錢急不容緩。所以,我們一邊廂談馬克思、女權、環保,那邊廂開始講時裝、健康食物、《易經》、的士高及CAMP。當然大家都有責任聽音樂及看高級電影。」陳冠中在《號外》155期如是說。

號外的創辦人,是一群六十年代精英教育下出產的高級知識分子。他們抱著「有話便說」的心態,搞了《號外》。在教育未普及的六、七十年代,大學畢業生在社會上的地位崇高,所以《號外》的創辦人都有一點精英心態,希望抗衡平庸的社會主流,強調品味及文化資本,希望在思想、生活上獨立起來,建立一種有別於大眾的生活態度。

將以上說法套用在《100毛》三子身上,合用嗎?不,完全不。

精英與反精英

創辦《黑紙》的陳強、林日曦與阿bu,肯定不是「高級知識分子」,地位也絕不崇高。他們的「理念」(如果真有的話),可能是「抱著有話便說」的態度,抗衡(他們認為)平庸的社會精英,強調品味及文化資本的虛無,希望在思想、生活上獨立起來,建立一種有別於主流精英的生活態度。換言之,他們是「反精英」,至少,是反「傳統精英」。

這不難理解。《100毛》三子均屬八十後,創業之前,都是商台(及創作部)的under-dog——未必真的是地位低微,而是受世代掣肘,第二代未退,第三代未上,身為第四代,根本毫無出頭之日。於是他們跟陳冠中等人一樣,抱著不妨一試的心態,開始搞《黑紙》。三年後,成為了本地「文化圈」的紅人(如果真的有這樣的圈子的話)。

陳冠中、丘世文、鄧小宇等人擅寫散文(於是呂大樂說,自己的工作有點像修編《陳冠中文選》、《丘世文選集》或《鄧小宇語錄》),他們既創辦了《號外》,放諸當年的環境,也是出色的創作人(現在回想依然是)。《黑紙》三子有同樣的charisma(用這個年代的標準吧),林日曦的散文逆市買到第五版,三人合作寫的「黑句」有口皆碑,更成了一時風尚。《號外》人跟《黑紙》人背景出身,因著時代而有極大差異,但於(放諸時代框架來衡量的)才華上,其實有頗多共通點。

七、身分

說回時代。七十年代中期,讓現今文化人津津樂道的本土意識,逐漸醞釀。香港人由看國語片、聽台灣歌,變成每晚追看《狂潮》、《歡樂今宵》,高唱《半斤八兩》。港式普及文化,正聯同香港人對身分的自覺,一同成長。自那個年頭開始,港人不再視香港為客居,開始認同「家是香港」——我們不是大陸,又或台灣;我們有自己的一套語言、行為、價值觀,外人學不來。

看長篇劇、聽流行曲,讓百姓得知其他「香港人」怎樣過日子,了解父母輩的歷史,明白那一代人究竟正在經歷怎樣的喜與悲。而《號外》的出現,不完全參與這個身分建構的過程,但由於雜誌以大篇幅評論文化現象,將當時流行的普及文化(特別是電視劇集),放置學術框架,將現象及其相關意識,詳細翻弄、細心articulate……整個身份建構的過程,意外地變得明顯起來。

《號外》誕生的時代,正有著這與身分相關的註腳。

新一波「本土化」

三十多年過去,在《100毛》面世的這個年頭,因著中港矛盾加劇(以至對立的「中國人」身份存在),媒體介入,本土意識前所未有地高漲。流行文化開始更有意識地走「本土路線」——以「港味」作主題、賣點的電影逐一上畫(而且通通獲得不錯票房);部分流行歌手、填詞人愈來愈有意識地將社會上面發生的事,或直接,或暗喻,填進歌曲裡;即便是最頑固的電視台,也察覺到「回歸港味」乃吸引觀眾的好方法,於是對白、情節上,都開始以此考量……當然,身份意識的建構,往往多講心領神會,少靠刻意經營;而以上所述、「轉向本土」的流行文化,亦難與充滿意外、大眾叫好的七十年代後期相比。然而,我們也著實難以忽視如此趨勢,特別是——在這一波流行文化「本土化」的過程中,新媒體的角色日漸吃重。

《100毛》的流行,正好說明這一點。上文提過,沒有互聯網,就沒有《100毛》;而相反來說,《100毛》的存在,並正好將互聯網上那些散亂的訊息,以及「未登大雅之堂」的語言,大加整理,發揚光大,再通過儼如傳統媒介的opinion leader,向更多的受眾發佈。若說香港人身份於上世紀七十年代興起,很大程度上是電視媒介的功勞,那我們可以預期,這一波的本土意識再掘起,將會由網絡文化所推動,而《100毛》這個介乎於新舊之間的雙面媒體,會在當中扮演重要角色。

社會學家吳俊雄曾經提出,所謂的香港本土意識,往往有四個層次:

一、生活的風格——發奮、搏殺、機警、犬儒、「走精面」、「怕執輸」……也就是眾所周知的香港人性格。這一切,全部都是群體經年累月積存下來、賴以自衛的生存姿勢。

二、日常意識——香港人的性格,許多時候其實跟大家所抱持的日常觀念、共同常識,息息相關——「努力會發達」、「忠直會乞食」、「疫症到臨要買樓」……這些常識,有的來自學校,有的從經驗所得……總之令香港人認認同自我、辨別同伴,安身立命,奮鬥不懈。

三、意識形態成分——第二層次的共同常識實用快捷,都終究太零碎、淺薄。於是在常識背後,常有一套又一套比較成形、略有系統的說法。這些意識形態成份之所以形成,通常有根有據,例如「男主外女主內」,既是常識,背後牽涉的意識形態,就包括對性別的定型,再往前追蹤,就是一連串生物學以至演化論的知識。

四、系統論述——是比意識形態成分更宏觀的知識框架,它意圖貫通社會各大政經範疇,解釋所有現象,例如資本主義、愛國主義、社會民主論述……現今社會結構複雜,通常不單存在一套系統論述,各門各派(無論是泛民,還是愛港力),往往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論說法,透過各派媒體,眾聲喧嘩,互相碰撞。

《100毛》如何建立「新香港人」?

由這四個層次,我們可嘗試理解《100毛》如何影響香港本土意識。

一、它向新一代確立香港人的生活風格——透過自嘲,並對各個小群體的定型取笑,雜誌還原了香港人作為一個整體的面貌。若說以前香港人的臉孔因著媒體的粗心大意而變得模糊,那《100毛》的出現,正好將整副臉譜清晰呈現。當然,對於上一輩,也就是早已從七、八十年代電視劇學懂「何謂香港人」的那代人而言,這肯定無足輕重,但對新一代人來說,《100毛》卻是這副臉譜的最有條理統整。

二、它挑撥新一代人的日常意識——這個年頭的常識,老早跳出了小學課本的範疇,新一代人不再是「受眾」,會更主動地吸收訊息,迎抗傳統socializing agent的教化工程。而《100毛》玩的,正是將這些常識「顛覆」——努力會發達?讀書會搵到好工?有情人終成眷屬?雜誌告訴你,這些統統是(只會在電視劇出現的)廢話。不過,這倒不是說,這套由新媒體」推動的新常識,會取締舊有的一套。兩者更有可能出現爭逐,然後碰撞出一種「新香港人」身分。

三、它不談意識與論述——《100毛》講生活風格,建立「新常識」,但說到底,它始終無意將一套完整的意識形態,甚至是系統論述加諸其中。於是有時我們會發現它對於性別的立場會搖擺,對於社會時事百態更加莫衷一是。如果要繼續追蹤香港本土意識在新一代醞釀,我們除了要讀《100毛》,更要留意其他媒體及文化產品,觀察有沒有幾套系統論述在群體間流行、互補,甚至衝撞。

我得強調,《100毛》所影響的,很可能不是一個整體的香港本土意識。它更可能影響的,是新一代人如何看自己的身分。因著《100毛》,以及影響力日趨強大的網絡文化,大家已經倒背如流的「香港人身分故事」很有可能在未來開始改寫。

八、結語

這是徘徊新舊之間的一個時代。

因著媒體結構、社會政局的轉變,香港文化的故事也走進了一個新的階段。《號外》雜誌所象徵的,是舊的故事,以及其延伸的精神、價值如何繼承歷史,在新環境下延續;而《100毛》的興起,則正好說明,在新的時代,有新的的故事,正在形成,甚至日漸壯大,影響你我。

香港文化的故事,絕不易講。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下一章節,將會由這兩故事,碰撞而成。至於兩者將會如何「碰」,又會「撞」出一個怎樣的未來?

值得你我放長雙眼,屏息以待。

Stay tuned to Hong Kong culture.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