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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的一雙高跟鞋:張國榮與香港身份

2017/4/1 — 9:12

張國榮《春光乍洩》劇照

張國榮《春光乍洩》劇照

「香港很無聊,一個小島有什麼好看的?」日前,台北市長柯文哲對香港的評價在港台兩地引起不少爭議。的確,如果香港只有迪士尼、蠟像館、維多利亞港、商場、商場及商場,那真的很無聊。但其實,香港的很多趣味是備受忽視的:例如好山好水、殖民歷史,以及流行文化。遊香港,如果不去鳩嗚,去逛博物館欣賞一雙張國榮穿過的高跟鞋又如何?一個展覽、一雙高跟鞋,背後有太多的香港故事、太豐富的香港文化。

一雙鞋背後的時代脈絡

西九M+展亭正舉行「曖昧:香港流行文化的性別演繹」展覽,展出香港過去數十年流行文化中的性別形象,其中張國榮穿過的高跟鞋是重要展品。一雙高跟鞋有什麼特別?為什麼能在博物館被隆而重之地展出?當然,哥哥也許是第一個在紅館舞台上傲然地穿上高跟鞋的男歌星,然而,那次演出的意義卻遠超於變裝易服——事實上,當時他穿的亦非女裝。重要的,是高跟鞋背後的那個時代脈絡:當年的哥哥,以及給了他舞台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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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雙紅艷的高跟鞋,是哥哥在「跨越九七演唱會」中穿過的。他在1989年告別歌壇,事隔八年復出舉行演唱會。在此之前,卸下偶像歌星身份的他主力拍電影,屢見突破。他憑《阿飛正傳》當上香港金像影帝,旭仔一角不務正業、玩世不恭,既脫胎自他八十年代叛逆的浪子形象(從電視劇《儂本多情》、電影《失業生》到歌曲《不羈的風》),也捕捉了一種九七前的香港意識:一隻「冇腳嘅雀仔」尋母尋根不遂,客死異鄉。

(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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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哥哥接拍電影更無忌諱,演出揮灑自如,在《霸王別姬》及《春光乍洩》都演同志角色,而兩片都微妙地隱藏香港身份,並跟家國對話。《霸王別姬》中的程蝶衣對俗世有多重的背叛:他演花旦,背叛了他的男兒之身;他愛上師兄,背叛了異性戀社會;後來遭遇文革,他的藝術又被指控背叛了「勞動人民的革命」。既男扮女裝又是同性戀的程碟衣,一方面被社會世俗鄙視,另一方面又潛藏反抗力量:他一生始終為他所愛的人與藝術醉心奉獻,無怨無悔,他不管世俗眼光,他不理政治風向。陳凱歌這部大陸班底的電影,程碟衣一角偏偏由香港的張國榮來演,他陰陽同體的身體叛逆著國族的召喚,隱約可聞一種香港的聲音。

1997公映的《春光乍洩》更是一則政治寓言。兩個香港同志自我放逐至「地球的另一邊」阿根廷,日子久了,黎耀輝難敵回家的慾望,努力工作儲錢回香港,何寶榮卻始終是「冇腳嘅雀仔」,花天酒地浪蕩終日。最後,黎耀輝在回歸前夕踏上歸家路,何寶榮也回家了,但他的「家」卻是他跟黎耀輝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曾經的愛巢。這兩個男人既在傳統家庭制度以外,又漂流異鄉,何寶榮更是連工作都沒有;他們有人想回家,有人視漂流為常態。那種「回家(回歸)還是漂流(移民)」的複雜情意結,就是當年港人的集體意識。哥哥演的何寶榮,就是對家國毫無興趣的人。

忠於自我,步進九七

在演唱會穿上高跟鞋之前,哥哥剛拍完《春光乍洩》,也推出了唱片《紅》。這階段的他忠於自己,無論在歌影都更大膽探索。終於,他在演唱會上穿上紅艷的高跟鞋,塗上鮮紅唇膏,跟男舞者共舞,上演一幕挑逗纏綿。值得注意的是他並沒有易服,他穿的是白襯衫與閃亮的黑西裝,他演出的是陰柔男性而非女人。然後,在演唱會尾聲,他以一曲《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給唐先生,感謝他十多年來的相伴。雖然沒有明言,但這番言詞被視為他的出櫃宣言。然後,這個演唱會從九六踏入九七,見證了香港歷史的分水嶺。

正如《霸王別姬》及《春光乍洩》,哥哥的高跟鞋演出其實是一種香港身份的建構,是香港人藉著破格的性別形象去探索香港身份及本土文化。這或許不是巧合,香港在一些重要的歷史時刻往往出現突破性的性別形象: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的1985年,梅艷芳的《壞女孩》成為香港史上最暢銷的唱片,全城高唱”why why tell me why 沒有辦法做乖乖”的中西夾雜歌詞,並認同一個打扮妖艷、動作挑逗的「東方麥當娜」,那是前無古人的香港女性形象與本土身份。到了1997年,張國榮既演活不羈同志何寶榮,又有紅色高跟鞋的妖媚演出,那又是香港本土身份的里程碑。在麥理浩的七十年代,香港人認同許冠傑《半斤八兩》中的「打工仔」,到了八九十年代則在梅艷芳與張國榮兩個超越性別界線的巨星身上找到新的認同、新的身份。

有學者指出,九十年代香港陸續出現同志題材的電影(《基佬四十》、《越快樂越墮落》、《自梳》、《姊妹情深》、《美少年之戀》等),除了受西方文化影響,另一原因是借用這些同志人物及題材挑戰傳統父權,並質疑父權背後的國族身份。香港人的複雜文化認同,就是以同志角色來表達。在九十年代,當同志角色越來越平常,一種新的香港身份也隨之出現。電影中的同志跟香港文化身份的微妙關係,在中大彭麗君及浸大黃結梅兩位教授編的《Masculinities and Hong Kong Cinema》一書有精彩的討論。在歐洲,艾慕杜華玩盡性別題材,他的電影在西班牙獨裁者Franco身亡之後在國際大放異彩。艾慕杜華展現的性別形象,亦被西方學者認為代表了西班牙步入民主之後的新文化身份。

「曖昧:香港流行文化的性別演繹」展覽(圖片由作者提供)

「曖昧:香港流行文化的性別演繹」展覽(圖片由作者提供)

性別是香港流行文化的關鍵

因此,一雙紅色高跟鞋代表的其實不只是性別形象,因為性別議題總是充滿了文化與政治的意義。除了哥哥的高跟鞋,這次M+的展覽還甚有心思地展示了梅姐、羅文及何韻詩等人的舞台服裝,還有一些電影片段:《胭脂扣》及《金枝玉葉》中女扮男裝的梅姐及袁詠儀,以及《重慶森林》中跟毛公仔傾偈的梁朝偉等。由於場地所限,很多重要的性別文本如《林亞珍》、《東方不敗》、打女楊紫瓊、當年三級片中脫衣的一眾男星等,都未有出現。但無論如何,這個展覽仍是意義非凡,它提醒我們性別在香港流行文化的重要性:港片的趣味、港星的精彩、廣東歌的前衛,背後往往是性別形象的顛覆突破,而在背後推動這些突破的力量,除了是流行文化工業,亦是社會的種種集體意識的投射。

為什麼今天仍有日本韓國粉絲對哥哥戀戀不捨?因為日韓明星雖然不乏唇紅齒白的美少年,但卻沒有哥哥這種縱橫歌影的國際性人物。為什麼星馬粉絲對梅姐念念不忘?因為相對保守的星馬觀眾在她身上看到一種華麗的叛逆。而當年香港流行文化的可貴,就是在於它的跨地域性;它一方面很本土,另一方面卻打動了亞洲地區的觀眾,在台灣、大陸、日本、星馬、泰國等地都找到共鳴。這一種特質,叫做時代觸覺——一種香港歌影視產業已經失去的觸覺,一種今天大陸的歌影視作品沒有的觸覺。

今年是香港回歸廿周年,同樣是《春光乍洩》及「跨越九七演唱會」廿周年。今天,則是張國榮去世十四周年紀念。哥哥留下的高跟鞋,還有他的長髮、浴袍,他的歌曲與電影,都是香港的瑰寶。這次M+的展覽說明西九不應只有故宮文物及西方當代藝術,而沒有香港流行文化。如果有一天,香港有具規模的博物館長期展示李小龍的雙截棍、張國榮的高跟鞋、梅艷芳的妖女裝、張曼玉的旗袍、周星馳的豬龍城寨模型,也許柯文哲市長會覺得香港這小島終於有了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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