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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何價?

2016/11/20 — 12:02

在國際藝術市場上,中國買家對購買流落國外的中國藝術品及古物有無比的熱情。

在國際藝術市場上,中國買家對購買流落國外的中國藝術品及古物有無比的熱情。

【文:梁邦妮;圖:香港電台】

近年香港的藝術品市場愈來愈興旺,隨着國際舉足輕重的藝術博覽會巴塞爾藝術展於2013年進駐香港,加上配合巴塞爾展期的眾多藝展及拍賣活動,每年三月儼如香港的國際藝展季,來自世界各地的收藏家及代表雲集香港,當中又以中國買家的動向最受注目。儘管歐洲藝術博覽(The European Fine Art Fair)公布的《TEFAF2016全球藝術品市場報告》(註1) 顯示,中國在全球藝術品市場所佔的份額於2015年下跌了23%,降至118億美元,排名滑落至全球第三,位列美國及英國之後,但此前由2010年至2014年,中國藝術品的銷售總額已連續5年為全球之冠。除了緊貼全球收藏家投資當代藝術品之外,中國買家更熱衷於在國際拍賣會上購買中國古董藝術品,讓中國古董「回家」。

中國古董逆市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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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藝術市場受全球經濟影響,去年的全球藝術品的銷售額減少7%至638億美元(註2),但中國裝飾藝術與古董是少數錄得增長的藝術品類別之一。據紐約時報報道,今年3月,三個明代銅鎏金佛像在法國的拍賣會上以630萬歐元(約700萬美元)的天價成交,比原本40萬至50萬歐元的估價高出10倍以上(註3)。或許更為人記得的是「中國古董回家」事件, 2009年,圓明園的兔首及鼠首銅像在法國大皇宮拍賣,引起海內外關注。兩枚獸首像最後由中國商人蔡銘超以合共2800萬歐元投得,但事後蔡銘超表示,獸首銅像實為中國失竊的文物,因而拒絶付款。其後於2013年,拍賣行佳士得的擁有人弗朗克瓦皮諾(François-Henri Pinault)向兔首及鼠首銅像的擁有人貝爾傑(Pierre Bergé)購買獸首,隨後贈予北京,而佳士得則於同年獲批准於國內營運。

聖羅蘭的共同創辦人貝爾傑曾經收藏圓明園兔首及鼠首銅像。他把獸首拍賣時引起國內人士不滿。

聖羅蘭的共同創辦人貝爾傑曾經收藏圓明園兔首及鼠首銅像。他把獸首拍賣時引起國內人士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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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不只中國,多個國家亦致力追溯被掠奪或非法出土的文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1970年已訂立公約,規定所有國家歸還以非法途徑取得的文化財產,有130個國家經已簽署公約。在私人藝術收藏領域,大部分的收藏家則會向倫敦的失竊藝術品登記庫(Art Loss Register)要求核實古董會否是失竊文物。絕大部分的國家博物館均會避免收藏來歷不明的藝術品及古物,也有如柏林佩加蒙博物館一樣,盡力將全部館藏的來源資料釐清並製成檔案,遇上爭議時,亦有根有據。

柏林佩加蒙博物館的重要館藏包括於戰爭時期運到柏林的古蹟。土耳其政府多次要求他歸還屬於土耳其的文物。

柏林佩加蒙博物館的重要館藏包括於戰爭時期運到柏林的古蹟。土耳其政府多次要求他歸還屬於土耳其的文物。

柏林佩加蒙博物館正釐清館藏來源及編製檔案,但因藏品多達五十萬件,預計需要多年才完成。

柏林佩加蒙博物館正釐清館藏來源及編製檔案,但因藏品多達五十萬件,預計需要多年才完成。

藝術品的「岸離公司」

由於聯合國公約對1970年以前的交易並無追溯力,而私人興辦的失竊藝術品登記庫亦只記錄經由一般途徑被盜的四十多萬件文物藝術品,所以未能涵蓋以秘密挖掘等方式掠奪的文物。非法古物買賣是僅次於毒品及軍火的世界第三大非法貿易,每年牽涉數十億美金,經掠奪及秘密挖掘得來的珍貴古物,可流入正當市場。一些收藏家會把未售出的藝術品及古物存放於嚴密的貯存空間,讓藏品免於被徵稅及稽查。其中日內瓦自由港就承諾為客人提供百分之百的保密服務,是最廣為人知的自由港。其實自由港原意是為轉運中的商品提供暫時性的免稅空間,但其嚴密的保安系統及容許客戶儲藏各類型物品的特點,被藝術品經銷商加以利用,令某些自由港變相成為非法販賣文物的中心。據估計,存放於這些自由港的文物上百萬件,是羅浮宮博物館館藏的兩倍。在國際藝術品市場上聲名不佳的商人阿里.亞布塔(Ali Aboutaam),就把大部分藏品存放於自由港。2010年,海關便在亞布塔所租用的日內瓦自由港倉庫中發現一件公元兩世紀的石棺,引起錯綜複雜的法律訴訟,最後由瑞士法庭宣判必須歸還予其來源地土耳其。

土耳其成功追討回五十年代被盜的奧菲斯馬賽克地板畫。

土耳其成功追討回五十年代被盜的奧菲斯馬賽克地板畫。

自由港容許客戶儲藏各類型物品,被視為非法販賣文物的中心。

自由港容許客戶儲藏各類型物品,被視為非法販賣文物的中心。

政治與利益的角力場

非法古物買賣的影響遠遠不限於藝術品市場,甚至牽涉各國的政治角力及國家安全等層面。大部分的文物掠奪或非法出土都在戰爭時期發生,由數百年前的歐洲殖民時代至目前的敍利亞戰爭,均令大量文物從原有國家流出。亦有人相信伊斯蘭國除了大肆破壞文物之外,亦將掠奪得來的文物變賣,為軍事行動提供資金。敍利亞考古保護協會(APSA)一直追查及記錄敍利亞的文物掠奪事件,而土耳其則在國家文化部設立了專門追討文物的部門,將文物追討列為重要的政治議程。但國家層面與民間機構在文物追討上的勢力差別甚為明顯。對敍利亞來說,只能由民間機構主導的追討行動處處受限,追查的成員甚至有人身安全之虞。而中國領導人則往往於外訪商討巨額合約時提出歸還文物的要求,由於中國手握經濟話語權,談判籌碼過人,自然更容易達到目的。在此背景下,中國亦有民間成立的協會透過私人協商並籌集資金,將文物及藝術品帶「回家」。由巴納.高美斯(Bernard Gomez)成立的「歐洲保護中華藝術聯合會」(APACE)正是配合這種官方積極推動的「文物回家」浪潮,以私人購買、捐贈等方法讓中國文物歸國。高美斯相信,只要是中國古董,他都一定能夠找到資金將它購買並送回中國。

成立了「歐洲保護中華藝術聯合會」的高美斯認為,願意出資購回中國文物歸國的捐助者大有人在。

成立了「歐洲保護中華藝術聯合會」的高美斯認為,願意出資購回中國文物歸國的捐助者大有人在。

這些在公在私的文物及藝術品追溯和買賣協作,背後所牽涉的利益互動,不限於以金錢為價值計算單位,只要「利」之所在,就有其「市場」。一不留神,文物就會淪為達到政治或經濟目的的工具。我們應當防止文物的價值變質,因為它們是人類共同擁有的文化遺產。

 

註 1 及 2:  http://www.tefaf.com.cn/newsview.php?id=173
註 3: http://cn.nytimes.com/culture/20160330/t30reyburn/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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